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及其反思

继文化帝国主义和信息帝国主义之后,当前的数字平台又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形态,它的形成受到了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即信息技术的升级、资本市场的扩张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更新。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型帝国主义不仅强化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而且提升了其监控与猎取全球数字信息的能力,更便利了美国以网络民主为借口干预他国内政。不可否认,一种体现美国意志的新帝国主义正通过数字平台肆掠全球,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信息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不过,数字平台本身也蕴藏着潜在的解放维度,网民在基于平台的交往和互动中,已获得了超越传统时空限制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推动科技自主创新,预防和阻断新帝国主义借数字平台对中国进行隐蔽的经济掠夺及定向攻击,进而基于共建共享的理念加快向全球社会提供实现互联互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生态帝国主义:一个初步考察

生态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生态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范畴。生态帝国主义表明了生物扩张的生态逻辑与资本扩张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两种辩证逻辑力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位,产生不同变化及意义。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生态帝国主义导致了地球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岌岌可危。认清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应对生态帝国主义扩张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需要生态与政治的双重视角。     

论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理论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帝国主义理论相应地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等理论类型的演进。三类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解释力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霸权控制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违背了人类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偏离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要求。因此,必须探索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性且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体系和共同体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维护和增进共同体公共性为价值指引,旨在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共同体的公共性,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由此实现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三重维度下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生态帝国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是资本逻辑全球化扩张的现实表现。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压迫,生态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生态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重维度进行批判性研究,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证明资本逻辑就是走向死亡的疯狂之舞。生态帝国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有的问题,重建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出路。     

拜物教批判视域下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解蔽

在数字化大潮中,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被数字拜物教美化和遮蔽。基于数字拜物教视角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是切中其霸权意识形态统治本质的关键路径。数字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数字殖民密不可分。数字殖民作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方式,不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实现了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同时还以平台为传输中介,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世界各地。在数字拜物教虚幻性、遮蔽性、颠倒性的意识形态性质基础上,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运转进一步掩盖了数字帝国主义输出意识形态的霸权逻辑。以拜物教批判为基点,揭穿拜物教机制遮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骗局,洞悉其统治本质,并且在实践中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发展目标,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为彻底消解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统治,形成更适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文明新形态积蓄现实力量。     

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探析

戴维·哈维是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是运用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所主张和坚持的"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来论证新帝国主义的.所以,按照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新帝国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是由处于内在关系之中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核心和主要特征是剥夺性积累.应当说代替这种新帝国主义的仍然是社会主义,但反对新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将扩大再生产领域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辩证地结合起来.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数字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劳动的新形态,它除了具有传统劳动的一般性特征,还具有劳动过程数字化、劳动时空自由化、劳动观念虚无化等特殊性,其本质上依旧属于物质劳动和生产劳动。当前,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的数字劳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通过数据垄断加剧贫富分化;二是利用劳动和闲暇界限的模糊加深对劳动主体的控制;三是通过技术操控背离劳动属人性,这一切都扩大了数字资本控制劳动者的广度和深度,更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超越数字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共享、劳动与闲暇相融合、技术反哺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劳动有利于人发展的优势,方能推动数字劳动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1世纪全球数字鸿沟审视与中国方案

数字鸿沟主要指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拥有和应用数字化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程度不同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隔离以及贫富差距等两极分化现象。数字鸿沟是数字霸权的必然结果,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中生成,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蔓延。通过多维视域审视,有助于厘清数字鸿沟的分类、生成逻辑与治理困境。“数字丝绸之路”作为解决数字鸿沟的中国方案,旨在逐步缩小数字鸿沟差距,推动数字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理论上,西方现代性以理性哲学为主导,但它最终走向工具理性并受制于资本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了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实践上,西方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所推崇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其经济实践所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文化实践倡导的普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渗透,而中国式现代化以政治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价值上,西方现代性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最终带来的是世界和平秩序的破坏,而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在价值维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崇拜的机制与实质

数字技术崇拜是一种从心理、行为和价值观上深受数字系统影响的社会现象,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及其产品构成的数字系统过于依赖、过度上瘾以及对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过度顺服的社会异态关系。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主要基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技术理性的迅速扩张和感官系统的极致调动。究其本质,数字技术崇拜背后是经由数字资本逻辑重构社会秩序、数字技术内生意识形态和数字权力塑造单向度人共建而成的机制。面对数字时代人类境遇的遮蔽,并不等于要一刀切地舍弃数据和算法的便利性,而是要唤醒人的数字主体性意识,建立数字权利的政府保障机制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     

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构建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构建起符合资本逻辑的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技术逻辑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建构起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新技术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优势构建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同时也为消解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契机。     

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产业资本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要受到产业本身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幻,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完成,并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被资本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从W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从G、W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全面脱钩。在这一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再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     

从资本逻辑到生命逻辑: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既是资本逻辑的发现者,也是资本逻辑的批判者.马克思运用这一范式透视当代社会发展中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这种人性与物性相互颠倒的现实,试图重新恢复人的已经被异化的感性存在,恢复人与世界的感性关联,这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论旨趣.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当代仍具有指导意义,当代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要和谐发展、当代中国人要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必须扬弃资本逻辑,回归生命逻辑,深入到人存在的根基处.     

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

近代帝国主义实施侵华行为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或限定了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 ,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 ,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 ,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