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秦家庭伦理观念的嬗变

西周的血缘宗法伦理虽然是以强化的家族政治观念为目的,但所产生的“孝”、“友”、“和”等观念及对其论述,却成为后世家庭伦理理论的基础.孔子以“仁”为中心,强调“礼”的作用,他把个人与家庭作为这一目的的起点,而对“孝”观念的反复论述显然强化了家庭伦理观念.孟子、荀子是从理论上对周秦家庭伦理的建构与完善,商鞅以及秦国的国家法令性质的家庭伦理的实践,影响更为深远.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变异——基于一则家事纠纷的分析

受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中,一方面,家庭成员逐渐摆脱了对家庭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平等、民主、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等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日益成为构建乡村家庭关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伦理型家庭关系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甚至子辈可以对父辈做出各种不敬行为.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情感异化与情感唤醒：教师情感劳动的现代议题

教师情感劳动是教育价值的集中体现。我国教师的情感劳动受到传统教育文化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双重建构。在情感资源（教育伦理）与理性约束（组织规则）的影响下,教师情感劳动由表层“表演”向深层“表演”推进并产生能量分层,在实践过程中出现情感迷失、情感过载、情感倦怠等情感异化问题。相应的情感唤醒机制旨在探索传统价值与现代性的融合,通过多元主体参与进行师德伦理、情感承诺、尊师传统、重教环境建设,实现教育现代化中的道德与伦理关照,促进教育价值回归本真。     

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态势,以农民工回流创业为表征的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乡村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补位,是长期"民工潮"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实践自我变革的一种现实需求,乡村发展的主体缺位也呼唤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而既定制度与政策体系基础上的乡村振兴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一种内在需求。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诸内涵——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可成为未来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依赖主体。因此,应当在增强农业基础发展动能、巩固保护型乡村基本制度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层面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冲动”与生态文明

现代性构建的理性主义的世界使现代人陷入算计与狡计的“陷阱”,实践“冲动”能力和“道德直觉”力的匮乏使伦理道德长久滞留于思辨理性的界域,缺乏走向生活的内在动力.新的历史时期,要培育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行为“主体”,应当给予“伦理冲动”形态以必要的学术地位,通过剖析中西不同的伦理“冲动”结构,阐明伦理冲动的情感形态是真实的伦理冲动感——“伦理感”(“统一感”、“实体感”、“精神感”)与深层的伦理造诣感——“道德感”(“得道感”、“敬重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为走向生态实践、合理应对“生态困境”奠定行动论的理论依据,对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

环境伦理是关于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建设“三型社会”实践了中国特色环境伦理的内涵和精神.环境伦理是建设“三型社会”的道德指针和精神护法,建设“三型社会”是环境伦理的具体实践和价值创造.在新时期,通过多种路径选择推进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的融合共建,促进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以村规民约“接引”现代公民道德——基于浙江省Q市的考察

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乡村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既改变了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乡村社会和外部大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这种改变,一方面引发了作为“地方性伦理”的传统村规民约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则呼唤着培育与确立现代公民道德,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由于存在文化堕距,现代公民道德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对浙江省Q市多个村庄之“村规民约”的考察,发现传统上作为地方性伦理的村规民约的内容虽然大多已成为明日黄花,但是村规民约的形式却可以用来、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在发挥着“接引”现代公民道德的作用,换言之,当“村规民约”的“旧瓶”装上公民道德的“新酒”,它便可以成为把“村民”培育成现代“公民”的一个有效手段。     

创业型大学建设中的学科危机与理性路向

传统学科建设范式导致学科面临一系列的危机，为学科而学科的固化思维导致学科社会断层，为排名而竞争的指标陷阱导致学科知识分化，为建设而建设的技术崇拜导致学科创新乏力。然而，在创新创业的知识社会加速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知识创造价值以及面向市场服务社会需要成为第二次学术革命的核心议题。学科创业转为核心动力、学科知识重组成为应然选择、学者企业家精神框定理性方向是学科与创业型大学之间的关系逻辑。这应作为学科建设的理性遵循，并通过搭建跨学科交叉创新创业融合的学术实践平台、构建大学科创新体系、培育具有公司文化意义的学科组织，在促进大学保持传统经典功能的基础上，以及在可持续变革的轨道中释放学科育人、回应全球公共利益以及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等多重“善态”能量。     

内敛·内圣与自主性——论传统"国家-社会"模式与草根民主的困境

传统的内敛型“国家——社会”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社会自主性及相干性。内敛型国家结构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内化秩序作为“国家——社会”体系的内在支撑。“内化”导致了伦理型政治的产生,成为自主人格在中国乡村健康发育的内在障碍。     

当代关于“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探讨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与伦理结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结合?”或者说“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在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从现有的理论成果看,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伦理决定说”、“理性选择说”、“道德立法说”、“经济内生说”和“利益中介说”。这些观点都是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把经济与伦理结合所构成的整体的本质不是还原为“经济”就是还原为“伦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反而造成了它们实质性的分裂,从而使理论探讨陷入了困境之中。本文认为,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探讨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新文科“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研究——以营口理工学院为例

在国家不断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的背景下,本文基于新文科建设理念,明晰高校“专业+创新创业”建设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围绕实践教学体系、教学评价体系和教学保障体系三个方面阐述构建“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的主要内容,提出以能力为导向构建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专业交叉融合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以及构建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教育体系的具体改革措施,以期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文科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师生互选机制研究

互联网的应用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同时又推动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无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组成部分,当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遇上“互联网＋”必将碰撞出火花。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互联网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从而更好地运用互联网在社会中优化的性能,构建创新创业师生互选机制,提高师生创新创业专业化程度,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身体书写:小说的诗学与伦理——以郁达夫《沉沦》为个案

身体书写(用身体来思想)宣示的是“体验诗学”的理念.诗(艺术)论虽为“知性”行为,但身体之体验却是其立论最基本根基.脱离身体的诗论是反诗学的:它回避了诗与人生、人性间的诸多繁难与悖论.小说以诗学的方式触及人类生命的各个层面,相对于抽象的“理性伦理”,小说自有它的“叙事伦理”.在实践的层面,本文以《沉沦》为个案,以“体验诗学”为基点,辨析其中的情色、死亡、忏悔书写所蕴含的诗学与伦理问题,以此讨论“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实在”的现象人生间的相同、相异之处,而情色、死、爱、出路等正是人生与艺术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     

从"救助"情结走向"制度公正"理性——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社会救济中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平等主义观念、生命共存价值理念、互爱互助精神等道德规范或者说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制度变革、文化传播和演变等的影响,乡村社会救济的伦理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特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施惠的“救助”情结走向人本权利的“制度公正”理性的变迁。     

美育融入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兼论文旅融合下的“乡村美”

乡村振兴,要有“以美育人”的精神追求。新时代背景下,美育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应厘清并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绿色发展的生态逻辑“、以文化人”的文化逻辑。美育与乡村文旅产业相融合、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乡村之美”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美育不断发展的重要指向。聚焦“民生”大力营造美育引领文旅融合的社会环境,运用系统思维着力构建和完善美育促进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依托创新引领激发美育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进一步丰富美育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内涵和现实进路,为美育融入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开创新局面。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