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中国残障福利政策模式的战略转型与"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

本文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史角度,依据社会福利理论,主要运用文献回顾方法,以西方国家残障福利制度历史经验为参照,首次系统回顾、总结中国残障福利制度发展规律.笔者认为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残疾人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与福利时代的重要内容.中国残障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分为两大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尚未成为"独立性"政策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人道主义式道德化"福利模式,制度化与法制化残障福利制度初见端倪.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宏观社会处境下,道德化福利模式战略转型迫在眉睫,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本文首次提出"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范围内容,指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最后笔者根据现代杜会福利制度发展变迁普遍规律与历史经验,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针对残障福利工作战略转型,建立"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状况,提出若干宏观战略思考与政策建议,描绘"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建设路线图与方向,明确阐述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和残障福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主体角色与国家行动议程.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价值、行动与困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中国的贫困治理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通过对国家层面的关于贫困治理方面的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认为,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是基于相应的政策制定的价值诉求,在政府主导下阶段性地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注重多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在开发式扶贫的同时瞄准对象不断区域化等方式得以获取的。同时,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亦面临着贫困主体参与性低导致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基层治理弱化使扶贫资源得不到有效承接,"短平快"的项目制使贫困治理呈现策略主义运作逻辑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实践困境,当下急需进一步破除瓶颈,才能提升政策发力的精准性,把中国扶贫攻坚引向纵深发展,推进贫困治理的精准化瞄准走向持续化的稳态结构,稳步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福利国家对我国"分配公平"的启示

福利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分配公平"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解"分配公平"的"中国特性";政府在"分配公平"中的主要作用是纠正市场分配的缺陷,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重点是向贫困群体倾斜.     

昭通地区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研究

昭通是我国西部突出的一个贫困片区,贫困和生态恶化连体,生态恶化已形成生态危机,表现为"四大三失衡";紧迫性、艰巨性、长期性是昭通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治理既不能选择"保生态滞发展"的模式,也不能走西方国家"先破坏后治理"的道路,只能走"保生态重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西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与福利模式简析

在国家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理解"普遍性":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思想的根源、了解普遍主义福利模式的内涵和建构。普遍主义基于公民权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这个福利模式包含了全体公民都可以享用的国家设置的多项福利设施和各项福利项目,且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税收的大力支持。当前,这个模式在西方遭遇了困境。在我们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根源,梳理社会政策学理思路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福利普遍主义,对于构建中国适度普惠的福利体制,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贫穷治理与超越贫穷——读《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福利政策的实施,已经使美国福利政策转型为具有高度惩罚性和种族化的贫穷治理模式.这彻底转变了以前福利政策设计所遵循的价值理念、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此,三位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乔·萨斯、理查·福丁和桑福德·施拉姆在《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一书中,主要基于新福利政策中对穷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项目展开分析,大胆质疑了其政策设计的合法性、公正性及其影响,重点强调了种族在其政策设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析了贫穷与种族、福利、文化以及监禁的关系,提出关于消除贫困的政策处方.本文基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美国的贫穷问题以及福利政策.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古典经济学家的贫困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目前在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为了治理贫困需要了解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贫困的思想,借鉴治理贫困的政策设计.从国家贫困思想、消费品思想、关于济贫法的争论、致贫原因几个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启示意义.     

贫困文化——探寻西部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贫困差距的战略进程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是最大的障碍.关注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不应仅仅着眼于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能力贫困和文化贫困才是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使所有这一切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就是贫困文化.本文从福利经济学能力贫困的角度,以福利经济学"权力体系"的分析方法探寻贫困文化是如何桎梏西部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     

全球治理运动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本文以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福利国家的改革人手,重点分析了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对治理理论的运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以责任多元为取向,同时为此还进一步梳理了有关政策思路.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进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与近年来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体现了对国家未来思考的系统性和理论探索的延续性,它不仅提供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也提供了一种政策胸襟和发展手段,作为新的执政理念和战略思想,包容性增长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中国发展模式".包容性增长是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和对中国式失衡充分反思后的结晶,强调公民权利,反对社会歧视和排斥,倡导人们机会平等、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强调共享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目标路径相契合,从而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理想路径.     

现代社会福祉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如何将中国版社会福利共识、福利国家形象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版社会福利现代化模式成为当务之急。在比较英国和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福利国家与福利现代化模式基础上,首次提出的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应急、社会救助服务为主体的中国版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实质是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确定社会服务优先领域,描绘中国社会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社会福利实践为社会哲学、福利哲学、现代社会观、福利政治学和福利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探索

国家治理与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命题,新加坡模式有效解决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发展与秩序"的难题,其模式被中国所借鉴、效仿.通过聚焦新加坡模式的特点和经验、前阶段中国对于新加坡模式运用的历史回顾,探索现阶段新加坡模式对于中国的利用价值,创新优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运用,对比论证新加坡城市治理经验对于中国部分城市的可行性,探索其在城市治理的新思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对于如何做好先进模式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应该对新加坡模式有新的思考、探索与运用.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口的福利和贫困问题:第一,主观福利问题;第二,从主观福利的角度,观察老年贫困问题。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笔者认为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指收入或消费的客观福利指标方面,而且表现在个人感受的主观福利指标方面。本文测算表明,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16.2%的农村老年人,11.5%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按照本文的定义,这属于主观福利贫困。其中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群中,贫困发生率最高。本文建议,中国新阶段减贫战略既要关注绝对贫困,也要关注相对贫困,还要关注多维度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了在2020年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统筹减贫的战略体系,完善减贫、养老保障、老年照料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