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名节观的三重形态及其政治特征

作为宋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名节观在南宋时期从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其政治特征日趋鲜明,展现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三重形态。南宋学者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目标,通过对君统、臣节的弘扬,以不主和议为要旨的名节观在士群体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南宋中后期,名节观的政治内涵更加丰富。为阻遏权臣政治,理学家大力倡导直谏勇退的政治风范,士人的出处之道和进退之节被视为社稷存续的重要保障;在基层社会中,重义轻利的名节观被引入了政教体系,并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规范给予具体阐释,其导向作用对以后历代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宋初士大夫名节淡薄的颓废之风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广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论范仲淹的法律思想

范仲淹在立法思想上强调修德省刑、以德化民和精审号令,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法令要尽速颁行,对有碍于惠民、养民、顺民原则的苛刻之法和烦而无信的法令要变革。范仲淹在司法思想上特别强调明慎刑赏、赏罚惟一,在对用法征滥之弊尖锐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国情理审刑名、慎重天下之法的司法思想。范仲淹在执法思想上强调澄清吏治、良交抚驭,并对执法官吏的选拔、培养、使用和考察等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意见。     

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述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是《欧阳文忠公集》中的一桩公案,案情牵涉范仲淹、吕夷简、欧阳修、富弼、范纯仁等历史名人,甚至引发后世朱熹与周必大之间的一场热烈讨论。在欧阳修撰作《范公神道碑》的过程中,反映了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晚年交际,显现出前修先贤处世为人的品格和有宋一代世风士气的淳美,更体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精益求精。     

论范仲淹的边防思想

范仲淹是宋夏战争中重要的边防将领之一，他在陕西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和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在经略陕西、兼知延州期间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改革兵制，严明军纪；二是，修城筑砦，层层设防；三是，招徕流亡，招募土兵，淘汰赢弱；四是，推行屯田，减免赋税，让民互市，以通有无。此举加强了北宋西北边防。改善了陕北兵民的生活状况。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

范仲淹没有简单地复述前人有关"民本"、"民贵"等仁民思想,而是集成并创新儒道佛三教爱民智慧,提出"民体"概念:"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强调君王应该像护养自己的身体一样护养百姓。惟有身体安好,君王才安好;一旦身体患疾,君王即衰弱。除身体之意蕴外,民体之"体"还具有根本、本体和整体等诸多涵义。他认为,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正。君王心正,方能身正,身正方能正四方。而君王心正,又莫如效法尧舜,行仁政,安民生,厚民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民体又可阐释为体民,体民之疾苦,体民之诉求,体民之境遇。     

毛泽东论范仲淹

毛泽东非常推崇历史名人范仲淹，先后四次对范仲淹高度赞赏并作出精当评价，让我们领略到伟人们的心理共鸣与历史回响，这是很难得的，也是少见的。可谓跨越千年的神交，其中有什么缘故呢？作为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的伟大也源于历史。那么伟人的心理世界又是怎样的一片天地？     

简论范仲淹的思想言行及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明显转变,由颓废无为转向积极高昂.其中.范仲淹起了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并积极实践,奋不顾身,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大夫学习效法的楷模.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元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解读

范仲淹在元杂剧中出现5次,均为朝廷重臣,手握大权,虽然不是正末,对剧情发展却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杂剧中的范仲淹形象统一,均为忠义的儒家士大夫,元杂剧作者对其都怀有赞美与敬仰之情,这与范仲淹自身魅力和元代社会风貌均密不可分。     

浅论范仲淹的荒政思想及其救荒措施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等方面做出了不朽的业绩。在杭州发生灾荒时采取的以工代赈措施是救荒史上的一大创举,创办义庄的成功实践也成为后世义庄的开端。本文就他的荒政思想及其救荒措施,略述己见。     

范仲淹的家风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教育子女也十分严格。范仲淹一生历任高官,但范家一直清贫俭约,家风纯朴。正是他的言传身教,为子女们营造了良好的零风,从而有口皆碑代代相传,为后世人所敬仰。范仲淹淡泊名利,轻财重义,子女们也深受影响。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派次子范纯仁将一船五百斛的麦子运往姑苏。在丹阳停留时,范纯仁偶遇文学家石曼卿。当时石曼卿窑中连遭不幸,几位亲人相继离世,他想安葬亲人之后再回乡,但因没钱而寸步难行。     

范仲淹知庆州与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始初,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动局面。对这一问题,历来论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的作用,很少有论者关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4年对抗击西夏的作用。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的4年中,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20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     

范仲淹出生地考辨

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学界目前主要有“徐州说”“苏州说”“正定说”三种。“徐州说”最早见于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苏州说”主要源于《宋史·范仲淹传》等。相较前两说,“徐州说”论据较为充分,数百年来一直为学界认同。近年来,苏州学者方健先生又提出“正定说”,认为范仲淹出生于宋河北路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综合多方面材料进行考辨,发现“正定说”与范仲淹父亲范墉归宋后的任职履历不符,存在对史料的片面解读,且依据不充分,无法撼动楼钥关于范仲淹出生地的论断。因此,还应以“徐州说”为是。     

范仲淹的忧虑（下）

中国人大多背诵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那句脍灸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忱，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诗句，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同时也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一切有志之士的座右铭：     

论范仲淹人文性格及其文化成因

范仲淹人文性格的主要方面：孝亲、仁民、直谏、俭廉、惜才等都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命脉──孔子儒学紧密相关,体现出一个真正儒者的情怀。范仲淹人文性格之形成与涵养,涵摄了个人自身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