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清末民初遗民话语系统的文化解析

清末民初遗民话语系统是在清民鼎革政治背景中形成的,其主要由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名字话语及时间话语等构成。其中,名字话语与时间话语是其主体。名字话语表现为变名、改姓、拒用民国年号等;时间话语表现为运用"义熙"、"阳九"、"癸丑"等术语凸显他们的"孤露遗臣"之情怀和对民国的抗拒。四种话语楔入割舍不断的君臣之伦、狭隘的夷夏观念,使得清末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分。     

清末民初演说意识的嬗变

清末民初的演说意识受益于福泽谕吉倡导的“著书立说”主张影响,与英文Speech语义翻译有直接关系.此种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不是词语的引进,而是词义的辨析.演说意识的嬗变对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倾向和报章“新文体”产生深远影响.     

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变革述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服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临的大变革.本文以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为着眼点,考察了中国剧烈转型期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认为其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并深入分析了服饰变革背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影响.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1].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①。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政治危机固然构成其中的一个面向,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

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编纂与近代西方法学词语的引进及发展互为促进,二者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考证“宪法”一词的翻译史与概念史,有助于揭示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清末民初的法律辞书作为近代法律语言的记录者,可真实客观地反映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是研究近代法律词语形成、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脚本.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入关到清帝逊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文章系统地回溯了满族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入关后处理满汉关系的政治谋略,结合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解读满族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巨大变迁。     

研究近代中国宪政发端的史学新作——《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个案考察》评介

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与民主意识、政体样式与民生诉求以及近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深刻揭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任务.由衡水学院赵艳玲博士撰著的《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该书以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顺直谘议局和省议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清末顺直谘议局到民初直隶省议会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中国近代的代议制度、地方自治、地方政治,堪称一部重要的史学研究著作.     

西域形象的文学表达与建构

西域或古代新疆的形象建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霸权下的天朝心态和视角.这也导致了文学想象中关于新疆的形象塑造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在文学话语中,“西域”时而成为“捕风捉影”者的想象,时而成为自我场域中的他者;在文化调适中,因为固有文化的强势,人们往往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标准,造成了双重文化主义的焦虑与困惑.无论西域(新疆)是一种什么形象,总体来看都是在“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下的一种形象建构,无论是实际体验还是文学想象,大家最终将西域(新疆)建构成为了一个“他者”.     

论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新式的军事学校,其发展过程和历史作用都是不平常的,是近代军事、近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是关于它的研究,无论在史学、军事学、教育学界,都是很不够的。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清末民初军校发展的历史进程,清末民初军校的分类,清末民初军校的历史作用等,还缺少系统的论述。 一、清末民初军校发展的历史进程 近代军校起于道咸年间。此时的中国政局,面临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这极大地触动了士大夫阶层,“师夷长技以制夷”,“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议论鼓噪朝野,一个军事近代化的运动便首先被推动起来。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     

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变革述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服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临的大变革。本文以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为着眼点,考察了中国剧烈转型期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认为其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并深入分析了服饰变革背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影响。     

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即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成效。当前,中国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应体现“和平发展、求同存异、负责任大国”这一国家形象战略传播目标,采取整合策略,一以贯之地向外传播。     

工商演说：清末天津工商业知识的启蒙与传播

清末“新政”的举措之一是兴办实业,重振商务。天津工商演说会的制度化演说,既是“新政”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于北方金融中心的产物,并为清末民初的演说和社会启蒙抹上了浓重的振兴实业及抵制洋货等色彩。同时,借助宣讲所等公共空间,按照预设的时间,由专业人士完成的工商业知识启蒙与传播活动,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技能从少数人的专业化转换为部分程度上的公共化,还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条重要脉络。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蔡元培“中和”思想评析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近代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贯中西的人物,也是清末民初文化调和论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中和”理念贯穿于蔡元培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     

清末民初湖南社会习俗演变动因探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历史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社会习俗的演变是当时湖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回应”。     

旗袍:中国20世纪初期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着，它还是中国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它通过在女性个人经验层面上对于身体的控制、自身的认同以及身份的确认，使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构；它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商品经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与肯定，赋予旗袍以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意义。从个人经验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可以看到男性目光和男性倡导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倡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使中国女权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