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名胜古迹谈遗产的中国范式:以“天地之中”为例

在现代遗产事业大潮中,对如何参与到遗产知识(话语权)及规则生产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缺乏力度.遗产的中国范式应该如何来体现,是我国遗产研究必须致力的.以我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为线索、以“天地之中”世界遗产为例,对中国遗产理念进行分析,可以探知中国遗产特殊的遗存之道,并进而反思现代遗产的“物本位”和有形/无形二分制,尝试勾勒中国遗产范畴和理念.     

论西方叙事传统

古希腊罗马叙事之所以能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除了位居时间长河上游的独特优势外,还在于它为未来故事讲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后人使用的叙事手段大多源出于这一时期。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前,故事讲述人有机会在长达15个世纪的时间内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其叙事贡献不止表现为留下一大批传世之作,更重要的是生产了一套"构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梳理西方叙事传统的形式渊源,须从虚构化倾向、流浪汉叙事、向内转倾向以及讽刺与反讽等重要因素入手。后古典时期的叙事进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前人的话语范围内另辟蹊径,此为差异化发展;二是跳出前人窠臼别开生面,此为突破式创新;三是将前人辟出的小径踩踏成大道,此为推进式继承。叙事形式与经济活动存在密切关联,西方人历史上属于海洋与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在草原、大海与港湾之间穿行,其讲述的故事因而更多涉及旅途奔波、远方异域以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这导致流浪汉叙事成为西方叙事传统的显性特征。     

国际遗产研究方法综述

由于遗产研究的跨学科性,遗产研究的方法也是多元的,对遗产现象的研究不仅仅从某一学科领域出发,而应在更宽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研究某一个特别的领域,并且,在不同的阶段,由于关注的层面不同,研究者会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遗产研究。沿着国际遗产研究的时间脉络,分阶段梳理其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关注遗产研究的角度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进而为不同学科的邂逅与合作提供了可能,遗产研究也因此成为反思和创新各学科研究方法的领地。     

讲述“它们”的故事：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

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存在四种类型：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动物、植物、岩石、水和盐等的故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精灵、恶魔和怪物等的故事）、人造物的叙事（如关于硬币、椅子和玩具等的故事）、人造人的叙事（如关于木偶、稻草人和机器人等的故事）。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中,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实体发挥了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因此,考察儿童文学中的非人叙事不仅有助于引导儿童读者关注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强调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还有助于思考诸如他们何以成为更好的人类以及如何通过培养对非人类物种的共情、体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而去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等问题。     

遗产的现形与现行的遗产

遗产研究在学术界已经蔚然成风,然而,遗产概念如何起源,如何走上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如何成为工业遗产、旅游遗产等还有待梳理。本文通过对其历史背景及人文语境的分析,通过对现行遗产所呈现的复杂性、多义性、矛盾性和悖论性的辨析,试图厘清当今遗产研究的演变线索,以更好的理解当今遗产的学理与实践。     

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矛盾互动”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谱系中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提取和论述,发现三个要素间的关系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将他者社会三要素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化”是造成对中国的偏见和教条主义论调的原因。基于此,进而尝试引入文明冲突的批判维度,对经济社会、制度设置、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批判四个维度的论述,以探析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与文明间跨文化传播的互动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实践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基于本土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的表达,提出讲述自己故事的“中国叙事”,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     

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表达维度研究

互联网时代,元叙事的整体性随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发生了解构：元叙事指向全体叙事,“碎片化”叙事指向部分叙事;“元叙事”强调叙事的统一性,“碎片化”叙事强调叙事的差异性;“元叙事”强调真理与权威,“碎片化”叙事主张探索与怀疑。可以说,“碎片化”叙事与元叙事的概念几乎完全对立,这就为叙事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视野。本文通过对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重新建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叙事学的共时性、历时性表达维度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碎片化”叙事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基于中道思维的企业战略决策模式研究

中西方由于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而在战略管理决策模式上存在着差异.中华文化注重协调人与人、人与物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受此文化特性的影响,决策目标强调达到“保合太和”的最高境界,认为决策效果不仅跟决策者个人的素质有关,还受到决策者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而西方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将人视为理性人,他们以自我利益为动机,凭借理性趋利避害,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承认个人的努力和成就.中道思维的战略管理决策模式在决策目标、决策手段、决策者作用、决策结果的权变程度上都与西方的管理决策模式存在差异.     

遗产法律地位反思与制度建构

遗产被继承人所有说认为,遗产属于被继承人所有,基于信托理论,管理人支配遗产。该理论虽然能够实现遗产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分配,但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遗产继承所有说以继承人的继承权为核心,忽视了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权利人利益的保护。遗产虽具有客体属性,但赋予其主体属性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客体属性,因而遗产管理人的选任不但要反映继承人的利益需求,还应考虑遗产债权人及其他权利人。继承法是遗产分配法,它是债权法的特别法,我国应以遗产为中心来设计遗产分配法律制度,建议将《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修订为: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遗产管理人分配给其遗产时发生效力。     

遗产过程的两分路径：“成为遗产”和“成为遗产之后”

遗产的过程路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成为遗产"的过程,二是"成为遗产之后"的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循环而完整的遗产过程路径。"成为遗产"意味着遗产与当地社会的脱嵌与分离,多体现为可见的资源迁徙与入藏,有时候体现为不可见的资源解读与阐释。在成为遗产之后,原本拥有遗产的当地社会根据自身的诸多诉求将遗产重新整合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体系中,完成文化的更新。为此,遗产研究不仅应关注遗产的生成过程,而且还应该关注"成为遗产之后"所发生的社会事实。在过程路径下,与遗产相关的动员与介入、调查与记录、研究与挑选、沟通与阐释等诸多要素,以及相关遗产议题也浮出水面,获得了被重新认识与思考的契机。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江苏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研究

本文以2020年江苏省工信厅对江苏境内99处重点工业遗产的专题调研数据为样本,对江苏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进行了分析.首先,江苏工业遗产相对集聚分布于苏南及沿江沿运河地带,涉及国计民生的轻工业行业遗产较多,且多为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后建造,固定资产类核心物项保存相对完好.其次,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方式方面,江苏通过立法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将工业遗产纳入规划和保护名录,以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主,注重工业遗产的综合性保护开发,因地制宜进行工业遗产的活化开发.最后,从制度、组织、规划、资金以及技术等维度对江苏工业遗产未来的保护开发工作提出了建设性路径对策.     

“故事”诗学意义的当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试图回归中国文学的故事传统来实现文学的革新,如果按照西方现代以来“文学即虚构”的纯文学概念,这股潮流似乎很难纳入文学范畴,实则体现的是非虚构文学观念的独特追求。就表现内容而言,所讲的故事注重在实有其事的基础上融入人的内心体验,破除了文学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重绘了文学的精神版图;就叙述方式而言,讲故事的人是在与他者的共谋中实现叙事功能的,疏离了创作主体超越现实的抽象概括,更加注重趋近现实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就语言形式而言,故事的口头讲述淡化了文字表述的理性色彩,激发的是人的感官感受,非虚构性得到了彰显。     

自他如一的叙事主体——利科主体哲学研究

利科将对主体哲学的研究从"什么"的问题转向"谁"的问题,对"谁"的提问设定了主体自身间接性的返身过程,自身不等于自我,主体自身是作为任何一个自我出现的,第一人称的我在主体问题上不具有优势地位,这尤其体现在叙事维度中,借助叙事情节安排从他者的故事中才能把握自我的故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设定了对叙事主体的伦理要求,不同于勒维纳斯的绝对他者,利科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应是平等、友好的关系,以此,他者是从自身到自身的最短途径。这是利科哲学观点的独特之处。     

监督与管理: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制度性监督机制构建研究

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大多数学者试图从管理体制改革上找到答案。文章从监督与管理概念入手,探讨了遗产资源监督与管理的内涵及关系,指出管理是为了实现遗产资源的目标而采取各种技术手段,而监督则是对各种手段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和督促。在我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现行法规体系中,表现出制度性监督机制的严重缺位、实际监督权利落在了地方政府的手中、"全民"监督也只是一纸空文的现状是造成我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矛盾的制度缘由。从法的高度构建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制度性监督体系:成立独立的监督机构遗产资源监督委员会及省级分会、对遗产资源实行分级和分类的监督、对遗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督。     

遗产认知的共时向度与维度

遗产是存在,也是认知.没有认知,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遗产.共时而言,对遗产的认知,以及相关的践行皆在全球、国家和社区/地方这一三位一体的框架内具体操作,并拓展到相关的领域,如历史、族群、表述、经济、保护等,以求其广,我们称之为遗产的共时认知向度.历时而言,对遗产的认知和相关践行则需要在“知识考古”的尺度中来梳理,以求其深,我们称之为遗产的历时认知向度.不同的认知向度产生了不同的维度.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遗产运动中,从共时向度来看,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遗产组织、机构站在全球的立场上,对遗产认知和条款规定属于超位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遗产认知和表述属于高位性的;而那些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认同者、传承者所形成的核心价值才是本位性的.对共时认知向度中三种最为根本的视角向度所形成的遗产认知维度进行分析,可以说明对现代遗产的认知和表述包括重复、重叠,多义、歧义,交叉、交融的复杂情形.     

对写实与图像叙事关系的再思考——兼论"分科而习"传统对中国画的影响

通行观点认为,写实是图像叙事的重要手段,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在中西艺术史上,写实传统有着自己独立的演进规律,图像叙事也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写实与叙事之间既相互关联而又时常分离.尽管图像的叙事功能向故事画提出了追求逼真的要求,但艺术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时常会被描绘的兴趣所吸引.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着丰富的图像叙事,但最生动、逼真的写实努力并不在人物故事画领域而在花鸟画中,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图像叙事与写实程度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叙事修辞阐释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

叙事的修辞研究方法将叙事看成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因此,叙事就不仅再现事件,其本身也是一个事件:在这个叙事行动中,某人通过再现事件来做某事.在修辞方法看来,叙事就是"某人在某个场合为某个目的向某个人讲述发生了某事",这个定义有几重含义:首先,它特别关注故事讲述者、听众/读者以及讲述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它强调讲述目的,也就是承认叙事交流是一个多层次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讲述者希望吸引听众/读者,并影响其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再次,叙事者讲述某事发生的过程中,他叙述的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个伦理的层面,同时,他的叙述本身和对这些叙述的接受也有一个伦理的层面.这样,修辞研究方法就既关注"讲述内容"的伦理,也关注"讲述行为"的伦理.本文拟以埃德加·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来说明修辞阐释的以上主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