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城市社区“微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以成都市成华区为例

在社会不断转型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都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一系列精致的管理程序来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理念,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引进专业队伍来达到规范操作、系统管理、技术服务等标准。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依靠资源统筹联动化以及信息支撑现代化等途径来实现。此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需要调整社会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居民的主体地位。新形势下从城市社区"微治理"着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专业社会组织队伍,政府提供制度政策支持,对社区以及居民进行赋权等,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指向。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内涵、动因和路径

治理重心下移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条基本规律,推进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矛盾化解能力和现代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在内涵上包括资源性强化和功能性提升两大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延伸。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深层动因,在于政策驱动、实践倒逼和时代需要等方面的综合作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首先要优化完善层级管理,建立有利于重心下移的层级职责体系;其次要结合街道体制改革,提升街道管理权能;再次要健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最后要探索互联网+社区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论转型社会中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与模式选择——基于杭州市上城区实地调查的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单位体制＂开始松动,社会管理重心逐渐从＂单位＂向＂社区＂转移。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社会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也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然而,现行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和矛盾,集中体现在街道的身份或性质与职能之间的失衡和错位。为此,杭州市上城区积极调整思路,转变街道职能,寻求街道（政府机构）与社区（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协商、相互合作,逐步从管理型街道走向服务型街道。实践表明,服务型街道是城市社区建设通向＂善治＂之路的必然选择。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