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场域适应与行为变迁

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社会流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此进程中，政府的容量平衡逻辑形成融城准入门槛，而流动人口以能动精神形塑渐次融城的市民化图景。但这种解释逻辑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内部差异以及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聚焦流动人口的主体视角，发现其内部的个体差异使其匹配不同的市民化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的市民化行为。因而，中国流动人口呈现渐阶融入的市民化图景。以信任为关键变量观察社会的转型特征，可以发现，伴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阶，其普遍主义信任特征愈发显著；流动人口不仅成为“标准的城里人”，也进阶性地成为“典型的现代人”；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超越了差序格局的信任半径局限，而且构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潜在动能。     

人口流动会抑制城市碳排放吗?——基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平衡“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差别化待遇，它为研究人口流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弥补STIRPAT模型在政策评估上的劣势，可采用以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地抑制城市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技术水平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关系。由此，政策上应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分类控制不同城市人口流入规模，助力我国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人口大流动

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规律、探索经验。40年来的人口流动过程中,我国流动人口服务工作取得了成功经验,完善了工作体系、创新丰富了工作手段、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借鉴了国外经验并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中国人口流动的历史过程中,还产生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提炼出了我国人口流动的规律。人口流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和劳动力、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了区域均衡发展;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改变了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进步;改变了中国人口结构和布局,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人口流动未来会出现新特征:流动方向上出现人口回流趋势且城城流动增加;超大城市的人口流入趋势放缓;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大;少数民族及外籍流动人口数量增加。应统筹安排好未来的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以面临人口流动的新形势、新趋势。     

当代大学生信任问题研究——基于某高校的调查

信任是当代大学生的一种宝贵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研究当代大学生对信任的认知状况,大学生的信任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总体信任认知水平要高于一般居民的信任水平,大学生信任对象的结构呈现"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的层次,参加校内活动对大学生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有着显著提升作用,普遍信任受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共同影响,一般信任更多受个人因素影响,特殊信任则多受家庭因素影响。     

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经历了近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虽然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表明户籍制度的影响正在削弱,但是通过对职业流动、就业的制度路径和就业非正规化的研究表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不仅对农村流动人口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人口生态视域下浙南青田跨国流动人口探析

运用人口生态理论,对浙南青田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典型案例进行长时段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该地域人口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推动了人口跨国向海外流动寻求生存之路,其数量与规模大致经历了"出国萌芽——出国高潮——出国低谷——出国繁盛"变迁的轨迹;随着青田地域与海外各国境况的变迁,青田跨国流动的人口结构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其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以及职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实现青田跨国流动人口群体的生态平衡与整体素质的提升;青田地域跨国流动人口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之影响,体现了人口生态系统的和谐,发挥了"以侨为桥"的现实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人口移民在海外的壮大与持续发展。     

城乡人口流动的单向性及其社会经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口的空间流动已基本解除了户籍制度的障碍。但流动人口在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却又明显地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使得城市人口结构呈现二元化特征。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和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变成市民的数量,必然会受到城市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制,这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从本质上来讲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     

论中国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创新

在阐述中国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创新必要性的基础上,以现有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的出发点、现实表现和结果为例,对现有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得出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创新的原则,最后论述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创新的新构想,即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市与流动人口的良性互动,促进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本文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医患关系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当代乡村医患关系的优势,认为医患关系的变迁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历程,而是与信任密切相关.传统社会和乡村的医患关系是否良好主要基于医患双方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人格信任与温情,医疗技术水平高低不是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现代都市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医院的等级越高,则制度信...     

集群企业成长中的阶段性与信任机制变迁假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集群的出现,为研究集群演进与信任机制变迁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机会.基于"人情"扩散而形成的关系型信任,促进企业集群迅速形成的同时也阻碍着集群的健康成长.本文致力于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和社会嵌入对信任机制变迁的影响,揭示在集群成长的阶段性和网络化背景下,集群企业信任机制变迁的一般性轨迹.分析认为关系型信任机制与集群的发育期相适应,集群的演进更加需要计算型信任机制和制度型信任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人口流动态势

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过程,在人力资源配置领域中表现为由计划配置到市场配置的路径变迁过程,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将日益表现为社会人口大规模的市场化流动,这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所必然内含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特征就是失业人口日益显形化、流动人口规模日益扩张、人口流动空间日益拓展、农民市民化主导、流动人口家庭化。     

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流动人口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现实载体和鲜活样本 ,是正在变迁着的一个片段。流动不是无意义的 ,流动着的不仅是人口 ,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无论是在流动的启动还是流动中的经历 ,都渗透着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取向。通过文化社会学视角 ,对流动人口进行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深层剖析 ,其实是在研究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 ,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中的结构、制度、行动者与文化之间相互建构、相互制约的过程。     

文化差异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吗?——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依托社会嵌入理论,探索文化差异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和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汉语方言地理分布信息匹配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跨地域流动形成的文化差异对其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在缓解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检验和排除地理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差异对流入非省会城市及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水平的阻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文化差异可以通过抑制社会网络、强化社会规范和降低社会信任间接阻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水平,但文化差异发挥的直接效应更大。本文的结论对加强地域文化理解、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的数据,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第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基本信任形态的社会基础研究

信任是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更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当前信任状况堪忧,存在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身份信任、契约信任、第三方信任是三种典型的社会基本信任形态,具有各自特定的社会基础.可以根据不同信任形态的社会基础特征将社会领域细分为一般生活领域、现实经济法律领域、虚拟网络经济法律领域,并据以厘清不同信任形态的优势,提升对信任的理性认识,形成良好的社会“信任合力”以破解当前的信任危机.针对虚拟网络经济法律领域,可以在发展契约信任的同时,采取特别措施促进与规范第三方信任.     

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变迁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把农民工的信任状况分为制度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为典型的差序格局,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流出经历都和农民工的信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相关。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等保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政府部门制定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关注的是常住人口权益，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自由迁入”是写入宪法的公民基本人权，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应给予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的关注和特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