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理解与适用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依法从严从快惩治可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司法机关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应严格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界限,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要准确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范围、行为及因果关系,并处理好法条竞合和牵连数罪等问题,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避免法律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疫情防控相关妨害公务犯罪的特征与成因探微

妨害疫情防控公务犯罪在社会全面开展疫情防治工作期间频发,不仅严重阻碍国家管理活动,同时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文章依托裁判文书网对湖北省典型案例展开实证研究,从犯罪学视角将疫情相关妨害公务犯罪的原因归结为犯罪主体的个人内因和社会外因。应当从培育公共责任担当、宣传法律及医学知识、完善社会保障和规范执法服务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内外一体”的犯罪预防和治理体系,从而降低妨害公务案件的案发率和转刑率,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97刑法规定的一种新罪。理论界对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尚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包括故意说、过失说及混合说。从该罪的立法原意、行为方式及其与相关罪的关系来分析,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过失,是过失危险犯。鉴于"非典"时期的经验教训,也为了在理论上给打击妨害"非典"及类似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提供支持,应该将本罪涉及的传染病范围扩大,改为"突发传染病",进一步明确本罪的行为方式,并适当调整量刑幅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依然紧张的形势下,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刑事案件激增,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学术探讨也日益高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是叙明罪状,而非空白罪状,能够引证参照依据的原因是其符合参见罪状的要求.参照依据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类的规范性文件,但不包括司法解释性文件.妨害传染病防治的实行行为包括违反医疗机构的管控措施及政府下达的强制措施,主观罪过应为故意,该罪客观构成要件应在刑法条文、实害结果、具体危险、刑法入罪与行政处罚区辨化上予以细化、完善.     

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330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刑法条文吸收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下文简称《规定(一)》)以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的有关内容.修订后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排斥修订前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其他相关罪名的适用.在社会"非常状态"之下贯彻"宽严相济"但总体上"依法从严"的刑事政策符合价值理性.在依法从严政策的指引下,修订后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是用"轻罪"代替"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然存在适度的适用空间.此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并非单纯的法条(包容)竞合关系,不宜否定二者构成想象竞合的可能性.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澄清、辩护与设想

基于刑法教义学和事实发生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行为对象"甲类传染病"的内涵、外延应紧密观照前置法予以把握.由此作出的"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平义解释",非扩张甚至类推解释,并未违背罪刑法定;紧密观照前置法所作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体现了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结合的刑事法治观.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还应在罪刑阶梯设置和罚金刑增设等方面予以完善.但完善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满足预防需要,特定情形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名认定所涉的"行为场所"等问题也需在转变观念中解答.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浅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的综合预防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是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擅自脱离隔离治疗或严重阻碍抗击疫情工作等相关犯罪行为的总称,一般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三项罪名。相关案例显示,此类犯罪的行为主体具有主观恶意不大、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中年人群集中的明显特征。应在准确把握此类犯罪犯案行为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及时精准打击犯罪、健全信息沟通、增强宣传教育、提供全面社会保障以及配套环境改造升级等措施,对此类犯罪进行综合性预防,以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问题与完善路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打击相应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适用规范性不够等问题。这既是立法规定未尽明确而给构成要件留有过多解释空间所致,也是不完善的司法解释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的结果。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与底线的法治要求,解决本罪法律适用问题的路径,主要是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将特定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纳入包含《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的法律体系中;运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合理衔接行刑关系;准确界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定性裁判。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强制措施法律问题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是我国面临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考验。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基点,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中实施强制措施法律问题的弊端和不足。提出健全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法律体系,界定实施强制措施的条件,明确强制措施执行主体职责及权限,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严格程序等针对性建议,为完善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法律体系,推进疫情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传播传染病行为的刑法评析--兼论传播传染病行为刑事立法

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传播传染病罪",给目前SARS的防治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障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5月1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其中第一条规定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通过对现行刑法中危害公共卫生罪及"两高"司法解释的深入分析,认为应该在刑法中确立"传播传染病罪",并对该罪名的刑事立法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传染病疫情社会防控系统建设浅议

当前,各种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不断出现,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性是疫情问题的内在本质特性,医学防治和社会防控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但由于新发传染病大多是病毒引起的,仅仅依靠医学防治难以阻止其发生和扩散,所以需要社会防控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疫情的社会防控能力存在不足。因此,建议推进社会防控系统的建设,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疫情。     

涉“非典”罪名知多少

在全国人民抗击"非典"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当前     

李廷安传染病防治实践与思想研究

李廷安是“公共卫生先驱者中的真正一人”,他通过比较中外传染病不同死亡率,突出传染病在中国的危害性与防治的迫切性;从传染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来认识传染病的危害;站在“一国国民之强健与否于其国民在儿童时代之身体状况有极大之关系”的高度,重视儿童传染病防治;既注重上海都市传染病防控,也重视农村传染病防治,前者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重点,后者则突出环境卫生的改善与卫生教育实施的重要性。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缺陷及其补救

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存在的立法问题作出评述,提出该罪的可罚范围有待拓宽、行为方式有待明确、与刑法其他罪名需要进一步衔接及统一、刑罚设置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通过标语的基层社会治理 ——以新冠疫情防控为对象

从初期疫情阻击到后期疫苗接种,通过标语的治理是新冠疫情期间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标语由上层主体和基层主体发布,包含着管理逻辑和自治逻辑,发挥着政令传达、动员激励、行为指引、教育科普、资源分配、秩序维护等功能.疫情期间通过标语的基层社会治理是对以往治理经验的传承与发扬,具有简约化治理、迅捷化治理、群众性治理、运动式治理、中心工作式治理的特质.通过标语的基层社会治理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治理工具毛糙、治理要求不当、治理举措违法、治理依据不足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标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应注重把控标语的制定过程,保证标语形式的规范性、内容的适当性,推动标语之治从运动式治理向合法化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