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一种理论范式的批评性考察

"发展型国家"是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产业政策的策略性、官僚的有效性、公私合作的紧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独特性等。这种理论范式既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批判,又是对特定时期东亚发展经验的总结,具有较大解释力。但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该理论范式固有的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和权威合作主义倾向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批判和反思发展型国家的浪潮。关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引导人们通过重构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来超越国家主义,推进政策规制的国际化;通过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发展主义,把改善公众福利置于更优先地位;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而这三种转变推动着发展型国家的角色转型,即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属于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但它们正经历着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型.国家形态的不同,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也不同.发展型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国家从社会集中并配置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平衡型国家的制度建设转向实现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力量的平衡.     

中国缓速经济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策略

我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在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矛盾的多重压力之下,外部需求不断下降和内部自生性需求增长乏力,只有通过经济缓速、调整才能将风险释放,为进入下一个持续发展周期而积聚能量.面对缓速经济趋势,应当采取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动调整发展规模、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缓速增长.建立缓速经济的经济指标体系;采取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施积极倾斜性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建立让利富民的收入分配政策;切实有效地保护和利用生态环境;加强资源和环境市场管理等.     

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本文基于内生性增长理论,采用协整方法实证检验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包括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山东省金融发展没有引起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山东省金融配置资源渠道不顺畅.     

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使得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为进一步考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并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一方面考察绿色金融的合理规模和政策干预的合理边界,另一方面验证绿色金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认为,银行更看重厂商抵押品和现有产出水平的贷款评估模式会造成对环保厂商技术进步潜能的忽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为解决错配问题的政府干预存在政策锚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有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的可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支持技术进步在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绿色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理论上存在绿色金融规模的最优值,而该最优值约为36.03%。虽然大多数省份和全国水平仍低于最优值,但存在部分省份超出的情况,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已应给予关注。     

从奇迹到危机——发展型政府理论及其超越

东亚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型政府兴起造就了东亚奇迹,而发展型政府的衰弱则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发展型政府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联。本文指出了发展型政府理论存在的缺陷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是政府决策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角力的政治过程,二是引入社会这个行动者,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演进的过程中把握政府角色的形成及演变。     

WTO框架下中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基础之上,以贸易政策的啭移利润”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支点,通过支持和限制性措施来扶持一国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其竞争力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可资利用的政策资源发生了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秩的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基于秩的非参数方法对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且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这一发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而不支持瓦格拉假说.这一结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消费具有跨期效应,其政策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略论加快调整我省工业经济结构步伐的政策取向

本文主要对我省工业经济中行业结构的调整方向、预期目标、政策取向、调控方法，进行可行性研究。通过研究，目的在于说明现阶段我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应该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朝着“政府调控社会资源、资源流向支柱行业、支柱行业营造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生产名牌产品、名牌产品扩大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判定规模扩张、规模经济创造集约化效益”的方向发展，以求我省工业经济达到一种良性的结构调整运行机制。一、我省目前工业结构低级化和工业经济低效的状况是制约经济效益持续、快速增…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

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最近20年来社会政策界的弄潮儿,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融合在了一起.它的目标的改变扭曲发展的状况,为此积极进行社会干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形成、个人和社区资产积累、就业等途径应用于实践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章最后认为,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征,将其应用于我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世界典型国家政府角色的演进,与其说是观念和价值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发展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的观点正得到认同,“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服务”已成为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内涵的三重性,将中国定位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型国家”。当前,“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建设综合了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规制—服务型”政府,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完成从“发展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的嬗变。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兴衰:比较研究视野

如何评价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国际比较发展研究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在1980年代,发展型政府理论兴起,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后成为有关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发展型政府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的总和,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型政府自身也面临转型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要取得一定的成功,发展型政府必须以“市场增强型”的措施来干预市场.     

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NPM)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了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兴起,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途径。     

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土地空间扩张

文章以1998和2004年中国地级市建成区面积数据对Muth—Mill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交通改善是中国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工业化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国家对土地控制较强,城市的相对效用不能影响城市空间的变化。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盲目圈地、土地市场价格双轨制对市场的扭曲以及流动人口聚集城中村形成的社会问题。     

从“凯恩斯效应”到“阿米曲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转向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两者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以线性假定为基础,所以实证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促使研究者从非线性角度重新审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巴罗法则”在内生增长框架内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倒“U”关系.而“Armey曲线”不仅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指出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非对称性质,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意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贸易措施,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具备相关条件。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中国都有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与循环增长模式

“三循环、四增长和四适度”理论 ,简称循环增长理论 ,它不仅描绘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且阐述了一种新的、相对具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三循环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宏观条件 ,即 :自然生态系统中污染物的净化和可更新资源的循环再生 ,经济系统中非更新、可回用资源的循环利用 ,人类复合生态系统中自然生态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复合循环的良性运行。四个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即 :人口的非加性增长、环境容纳量的非减性增长、经济的质量发展型增长、社会福利的公平性、共同性增长。四个适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 ,即 :人口规模适度、消费水平适度、经济规模适度、社会公平适度。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国家制订的公共政策需要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通过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从而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执行格局,说明公共政策往往具有层级性;同时,任何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还具有多属性特征,重大领域的改革政策尤为明显,它同时承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任务,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部门的合作与配套政策的供给。为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陷入碎片化,可运用中国特色制度的高位推动,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采用协调、信任、合作、整合、资源交换和信息交流等相关手段来解决公共政策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的贯彻与落实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构成了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