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

吴于廑先生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这一整体世界史观的萌生,最早见之于1964年他所著的《时代与世界历史》一文。这在时间上与西方学者提出全球史观如英国学者巴勒克劳夫撰写《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6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1963年),斯塔夫里阿诺斯推出《全球通史》(1970年代初),基本上是同时的。     

温故而知新——史学方法更新论

史学的发展是与史学观念的进步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萌芽时期,史学观念是朦胧的,治史也是直观性的;中世纪神学史观指导下的是实录式的记史方法;近代资产阶级兴起,与理性主义、英雄史观相适应的是思辨分析的治史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等方法成为唯物史论者治史的主要方法。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可见更新史学观念,拓宽知识结构,才能使古老的史学充满活力。     

中国古代曲史观发微

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属性,古人深知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曲、史自是两体。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地位,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认为曲中有史格自高,历史文化内涵和史鉴价值提高了历史剧的体格。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创作,古人清楚知晓历史剧中有实有虚,虽有部分论者反对历史剧过分拘泥史实,但总体而言推重据史实录,显示出史官文化对历史剧创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古人对历史剧传播历史的承载功能的看重。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和时代发展的统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社会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和共产党人价值标准的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价值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     

从《龙舟会》杂剧看王夫之的历史观与戏剧观

王夫之《龙舟会》杂剧的创作,体现了作者肯定政治中兴的历史观念、忠君怀国的历史评价标准、进步的妇女问题史观,显示了作者对明清鼎革历史的独有认识。剧作对民族戏剧的艺术创作原则有创造性的发挥,对南北曲的通融处理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戏剧观,同时,剧作还明显地受其诗景诗歌理论的影响。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独创性。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使得某种"趋同"的文学史意识产生着潜在影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到这种影响,还在于在这-文学史观的观照下,学界可以对如何定位多民族文学互动融合的重要性、怎样评价不同时期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方式、如何发现和重新审视被遮蔽的各异的文学经验,从而整合出-种更真实、更清晰的文学史视野等-系列问题作出有益的新探索.     

论新历史主义的新型文本观

新历史主义者对以往的文本观进行清算,不满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接受史的"视界融合"和解构主义的文本游戏观,而力图恢复文学的历史维度,建构新的文本观: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互文流通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难免存在局限,如陷入历史不可知论、迷恋历史碎片、忽视审美性。从中引发关于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叙事的宏观与微观、文学的意识形态与审美等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谈司马迁“求真”的实践

每一位严肃的史家都会把“求真”作为自己的职责,力图真实地反映历史,然而在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史记》内容丰富,叙事独到,论史深刻,得以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被誉为“实录”;“求真”是“经世”的基础。     

哲学就是哲学史吗?--一种哲学史观的解读

一个命题铸就了一种哲学史观.一种哲学史观影响了整个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对这个命题现代意义上的解读,会发现这种"进化发展史观"是以"哲学就是科学"为基础的.它的理论缺憾为现代哲学和哲学史研究铺设了一个理论陷阱.遗憾的是,当代哲学在不断重复这一历史命题时,很少注意这一点.     

树立正确党史观:原理、原则与方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命题,为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基本遵循.树立正确党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原则要求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思维和树立大历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树立正确党史观的主要意涵与实践要求是:以党史上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看待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长生殿》：文人历史剧对历史的合理“误读”

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剧的创作者有文人与艺人之分,《长生殿》是典型的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有两种创作原则,即曲史观和寓言观,《长生殿》则属于后者的代表。洪昇从“断章取义”的寓言观出发,将李扬故事合理地“误读”为情史,使剧作的政治主题因素与爱情主题因素最终得到统一。这既是洪异现实生活的曲折写照,更流露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自喻和补偿心理。     

史学史与思想史新论

作者认为 ,史学史和思想史分为知识范型 (专门史性质 )和存在层面 (实际状态 )两种 ,而作为实际状态的史学史和思想史则为所有试图思考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域 ,并为一切思考历史的人所创造。因此 ,实际状态的史学史观和思想史观应该关注所有思考历史的人。这样 ,重视普通人的历史需要 ,历史研究才不再是象牙塔里的死学问 ,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活经验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论《长生殿》、《桃花扇》在古代历史剧创作中的典范意义

《长生殿》与《桃花扇》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不同的,前者是史为戏用,以剧统史;而后者是以史统戏,以剧述史。不过虽然两剧作者对待史实的态度即曲史观有异,但是他们都追求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交融统一。作为历史剧,《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创作模式明显好于有违史实的翻案戏,这两部剧作代表了我国古代历史剧创作的两种主导范式。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碎片与精英史观——论《海上传奇》的记录与虚构

贾樟柯的《海上传奇》试图以"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中国百年近代史历程。但细究之下,它其实是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碎片化"、叙事化的方式进行,呈现一种不论立场、却对历史真实莫衷一是的接近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但与此同时,影片仍然保持了为后现代主义所摒弃的精英史观。作为市场经济下原子化的个体市民的代言人,影片没有一个坚实的"主体性";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阶级分析和"全球眼光",因此对于国族命运的盛衰走向也只能给予奇观化的呈现和人性化的个体命运的解读。     

“以人为本”是群众史观的实践

"以人为本"是当前我国的大政方针,它也是新世纪新阶段群众史观的具体实践。"以人为本"是群众史观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要求,"以人为本"以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为根本前提,坚持"以人为本"是在新世纪新阶段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风俗史”研究与韩青的小说创作

阅读韩青的作品,我想到了巴尔扎克所使用的"风俗史"这个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他的小说所描写的是"历史家忘记了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在他看来,文学的使命是广泛揭示现实的真实.我尤其喜欢"风俗史"这种说法.小说不只是记录事件、故事的,而是要记录和揭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所具有的风俗、文化和人心.这些文化元素是长期形成的,是和人心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延续性和生命力.它们也给文学作品带来了不同于政治、历史的特殊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