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规范性解析

法律规范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凯尔森提出了基础规范理论,认为基础规范是一种假设,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来看是法律的存在必然导致的。哈特提出了承认规则理论来解释法律规范性的来源。法律规范性的实质是法律具有正当性,法律正当性来源于秩序本身,表现在能够指引人们行为,维持人们形成的秩序共同体。这种指引作用满足了群体意志对秩序存在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规范性与其规范性作用互为逻辑属性,两者的存在共同构成法律的正当性。     

内外兼修: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重建路径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危机是传统理性伦理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内部伦理价值危机和外部伦理秩序危机.因此需要从内外两个向度合力而为,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重建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一方面,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建设来进行内部伦理价值重构.为此,需要在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上进行结构层次与序列安排的细化探索,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公民道德教育场域的协同;另一方面,要通过现代伦理国家建设来进行外部伦理秩序的重构.为此,需要进行公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公民个体尊严与主体自治权利制度建设、国家公权力的规制与监督体制建设,从而实现道德、法治和民生福利有机统一、彼此联结的外部伦理秩序安排.     

从"天道"到"人道"--评《道德理性与社会控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重建与规范一种社会政治等级秩序,重构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修、齐、治、平"的政治价值理念,重塑一种以"天"道"理"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化了的政治伦理的宇宙观与哲学观;并通过人类世世相继的文化精神的超验性传承,将这种政治秩序、价值理念、政治伦理与哲学观念代代持续下去.他们试图重构以纲常伦理为超验形而上本体("天"道"理"),同时又以这种天赋合法的超验道德理性来指导人伦日用、进行封建社会有效控制与整合的尝试.     

共同体理论谱系与人的主体性

"共同体"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纽带。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主体性与被动性,这是人的内在矛盾。要超越这一矛盾,必须对共同体进行追问以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进而寻求人的主体性。从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共同体理论大致经历了道德共同体、契约共同体和美学共同体三个阶段。当今社会,人们更加期盼建立新的共同体,化解社会风险,重构我们的生活世界,创造生活的意义。     

网络文化安全:概念、规范与趋势

"网络文化安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安全理念,具体指向网络空间内的文化安全状态。"网络文化安全"即网络上文化内容的安全,具体包含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三个层面的规范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上要维护主权和夯实主流;传统文化上要保持文化自信,做好传承与创新;伦理秩序上要高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哲学。与此同时,网络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虚拟性和数据性,这与传统的文化形态又有所不同,需要把握虚拟文化的边界,掌控拥有和分析数据的权力,才能保障网络文化安全。     

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论中庸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从伦理层面看,中庸是一种品德,追求德行的完美;从哲学层面来看,中庸,即"中和"、"用中",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是对矛盾转化的新认识。中庸的历史价值: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却抑制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有利于德行的完美,却导致了人的非生命状态;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却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庸的现实价值: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伦理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思维方式;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供道德支撑。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建立以“共享信念”为导向的学术规范制度

学术失范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影响着学术环境和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的有效性源自学术共同体对它的承认,体现出"共享信念"的特点,因此,从制度层面建立和维护某一学科的基本学术规范和方法论,形成某一学科学者的"共享信念",是学术规范制度真正得以形成的基础。     

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生态

作为"草根民主"的农村基层自治,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具有多种政治伦理价值.从政治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伦理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是基于道德秩序的传统自治态的延续,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政治伦理生态使然;农村基层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魅力与伦理魅力.     

国家主义的来源及早期形态

一、关于国家的理论以及国家制度的要素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早期,家庭是基本的单位,维系家庭和群体的伦理体系只是血缘和亲情.当国家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与伦理体系结合之后,便产生了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等共同体观念,这样,早期的国家形态便作为体现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法的象征.最初,聚落社会是建立在亲缘和宗族繁衍的基础之上,而国家制度则是基于土地毗连和占有权.一旦专门的协调、归化和管理机制发展起来之后,作为社会组织基础的亲缘关系便被占有制取代,而领土单位或地缘集团,开始作为政治组织的原则.逐渐有了社会化的意义.“国家”包含了民族国家和制度国家两个涵义,从民族国家的涵义出发,国家是指民族社会.即由地域、种族、居民所组成的共同体;制度国家则是指统治方式及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即这个人类群团或特别范畴的首领及其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是与民族、传统、家庭、秩序、地域等共同体因素紧密联系的,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国家的发展是与传统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相伴而行的.     

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秩序重构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并因此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 ,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 ,维护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必须重构伦理秩序。结合新的形势 ,重构伦理秩序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路 :整合旧的伦理秩序与新的伦理秩序 ;引导伦理共识与养成宽容心态 ;克制技术理性与追寻伦理精神 ;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充分发挥学校道德教育的作用     

转变中的东亚地区秩序

与国际安全的结构性变化相一致,地区化是当前东亚地区安全的基本特征.在东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安全秩序正在经历着从地区体系到地区社会的缓慢转变,即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演变为一个东亚各国将地区安全界定为国家安全的保障、意识到并通过地区规范来管理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规制互动关系的东亚社会.从长远来看,安全共同体是东亚地区的理想秩序,但它的实现有赖于地区社会的发展和培育.为此,必须通过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建设把安全和经济与社会间的联系结合起来,推动既为了安全、也为了福利目的的地区制度建设.安全制度化和地区一体化是稳定与和平的东亚地区秩序的两个支柱.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精准性与在场性的迁移:水分配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水分配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勾连着个体成员与乡村社区间的交往互动,基于滇西北地区WM村水分配实践,深入探究水分配嬗变中动态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运行的两大核心要素,精准性凭借精确的时间单元格,生成成员行动的确定性与规范性,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一般化为确定性与规范性,并最终构成乡村伦理规制的基础；在场性则以乡村社区成员身体为物质载体,端赖于身体参与实践,培育出共同体意识,进而生成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乡村伦理规制构成乡村社会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而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则构建了共同体组织互动网络,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维护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与行政力量介入是水分配嬗变的两大诱因,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导致水分配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动,降低了水分配的必要性；行政力量介入则意味着行政权力的干预直接破坏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我”需要的原则,动摇了水分配的民间社会基础。伴随劳动力身体与土地的长时间分离,附着于土地上的规范性明显弱化,水分配中的精准性被削弱、在场性模糊化,致使乡村共同体基础受到冲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处理好年轻人身体与场的关系是精准性现代重建的关键。     

追寻意义:重构汶川地震灾后的价值秩序

价值秩序是个体、社会与民族国家层面上形成的一种对意义问题的价值共识与体系。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当地价值秩序的动荡。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存在意义的迷失;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危机;在民族国家层面表现为某些消极落后国民意识的重现。因此,重新赋予个体存在的勇气、完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弘扬民族精神是重构灾后价直秩序主要路径。这对于加快灾后重建、进一步解放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实体性存在到规范性存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及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其承载的关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交往秩序决定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存在样态。作为超越实体性存在的特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存在样态主要在于其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价值张力,这种价值张力在现实中表现为共同价值与价值存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价值关系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中,即中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引领下的共享发展格局、"承认的政治"下民族自主与"中国方案"的价值威信、战略举措下的区域化样态与价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方案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     

中国侠文化与法治

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考查将是一次很有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旅行.从法理逻辑来看,侠文化与法治是矛盾背反的;从精神层面来看,侠文化与法治是相洽融通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侠文化,我们必须进行制度重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