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祖未以世祖入纂皇统

《陈书·高祖纪》载:“帝崩,遗诏追临川王入纂。”同书《世祖纪》、《章皇后传》、《南史·武帝纪》、《文帝纪》、《章皇后传》、《建康实录》卷19皆有类似记载。《陈书》采自国史,它书系抄袭《陈书》而来,而国史又经过世祖文帝的篡改,后人遂以讹传讹。实际上,陈高祖从来也并未让世祖继承皇位。世祖陈茜为高祖兄陈道谭之子,高祖贵显后,受封为临川王。高祖子陈昌在高祖为梁长城公时即已受封为世子,高祖即位后又被册立为太子。这一点,似乎连世祖本人也不否认,世祖登祚后在尊皇太后诏中即称陈昌为皇嗣,而世祖的主要拥立者之一侯安都传中记载着世祖的一次谈话,直截称陈昌为“太子”。然而,陈昌在北周攻陷江陵时被俘。高祖一直努力让北周遣返陈昌,高祖临终前已遣“二臣奉迎”,所     

现代遗存的汉代乐舞特性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

汉代乐舞的静态和动态遗存是研究汉代乐舞的重要资料和依据。静态遗存以汉代墓葬祠堂出土的画像石(砖)、陶俑、玉器等为载体,而那些融于传统民间舞蹈、地方戏曲、民俗祭祀等活动中以人为载体的遗存形式,则可称之为汉代乐舞的动态遗存。以徐州地区汉代乐舞的现代遗存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以期更深入地发掘探究汉代乐舞现代遗存状况,并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汉代乐舞艺术。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     

古文字材料中所见之乐舞祭考论

古人事死如生。死者在生的时候喜爱乐舞,死后人们即以乐舞献祭。这种以乐舞为主要特征的祭祀活动我们称之为乐舞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考求了古文字材料中所能见到的乐舞祭,计有、翟、翌、和彡五种,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     

白居易的诗中乐舞

白居易为中唐时期重要诗人。唐代乐舞扩大了白居易诗的题材,开辟了其诗的新境界,大量乐舞诗成为他的诗作中一枝别具风姿的奇葩。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乐舞,根据其表演的场所和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社会生活乐舞,宫廷乐舞,宗教祭祀乐舞。从其诗文着手,是了解唐代音乐舞蹈文化的一个良好途径。     

《吕太后本纪》(节选)注译

原文: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     

“高祖”未必是庙号

《宋史·太祖本纪》首云:“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眺,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眺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敬生弘殷,是为宣祖。”复云:“太祖,宣祖仲子也。”(中华书局标点本77年版第1、第2页) 《宋史》标点本在上引“高祖眺”之“高祖”左旁加了专名号,按标点体例,则此处之“高祖”无疑被视作赵眺之庙号。其实不然,此处之“高祖”并非庙号。引文纪述赵宋先世甚为详明:太祖赵匡胤父弘殷,弘殷父敬,敬父珽,珽父眺。则赵匡胤祖为敬,曾祖为珽,眺当为高祖。可见引文中所     

祭孔乐舞视野下的浏阳孔庙建筑乐舞仪式空间研究

儒家雅乐文化泛指我国古代宫廷音乐、祭祀音乐和仪礼音乐,其中的祭孔乐舞是雅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庙作为中国古代奉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传授儒家文化的重要建筑,其乐舞仪式空间的形成及其特点与祭孔乐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以湖南省孔庙建筑中乐舞仪式空间保存较完整的浏阳孔庙为例,从浏阳祭孔乐舞文化与乐舞仪式空间的关系角度出发,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测绘图,综合运用地域建筑学、建筑声学、社会学、音乐史学及其它学科,加深对孔庙建筑体系的认识。总结了浏阳孔庙建筑中乐舞仪式空间的布局规则、类型特点及尺度规律。对研究、保护和利用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孔庙建筑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仪式视阈下的上古诗歌艺术发展史——评张树国教授《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上古诗歌与乐舞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很多。张树国先生的大作《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以上古祭祀歌辞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与上古宗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诗歌起源及发展史、诗歌的文化内涵及美学内涵都做了认真研究。提出了“诗乐舞产生并发展于祭祀仪式”的文学艺术起源说,强调祭祀仪式与诗乐舞的互涵互动关系,而在仪式的背后则是渐去渐远的宗教伦理背景。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石器时期原始乐舞探究

新石器时期,原始乐舞作为先民最基本的艺术活动,是当时所有精神活动生息发展的土壤。考察原始乐舞,对于考察原始人类文化艺术的本身,进而探寻人类艺术发展的本源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图腾乐舞、祭祀乐舞、劳动乐舞、战争乐舞、生息乐舞五个方面探究新石器时期原始乐舞的产生发展的土壤和过程,以及与人类生产、生活、战争等活动的密切关系,揭示人类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廷尉王恬开”其人小考

《史记》卷九○《魏豹彭越列传》所见汉高祖末年任廷尉之职的"王恬开",其真实姓名是"王恬启",更"启"为"开"仅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经考证,王恬启的仕宦经历是:高祖五年,任郎中令;高祖十年九月,改任卫将军;高祖十一年二月,转任廷尉,并约在当年外迁梁相;此后,任梁相长达19年,直至文帝三年去世;其间,于吕后四年受封山都侯。王恬启之所以能于高祖末年至文帝初年历任显职且以王国相封侯,并非仅凭其战功和治绩,而是与他对高祖、吕后、文帝的忠诚及高祖、吕后、文帝对他的亲信有极大关系。     

感时抚事 哀乐悲舞——杜甫乐舞诗的主观情致与客观表达

杜甫的诗歌创作题材丰富、涉猎广泛,浸染于繁盛的唐代乐舞文化之中,他以其敏锐的诗人气质与醇厚的乐舞素养,通过乐舞诗创作感时抚事,哀乐悲舞,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乐舞文化的深遂内涵。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乐舞考论

对周代六大乐舞之首《韶》乐舞的考察,可用《尚书》等先秦两汉典籍作为主要依据,借鉴现代研究理念,从名称、音乐、舞蹈,及其与周代文舞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通过文献的梳理,对《韶》乐舞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分析,揭示先秦乐舞的原始形态和文化内涵,为了解早期乐舞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了解早期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文献参考。     

蒙古萨满乐舞对近现代蒙古族乐舞的影响

大量舞蹈岩画表明,萨满乐舞是产生于氏族部落社会母系制时代的一种古老宗教艺术,至史官文化中期,该乐舞的结构、形式及表演程序等已得到规范,并固定下来。萨满乐舞对蒙古族民间古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现代蒙古族民间的安代、铃鼓、盅碗等乐舞,其旋法律动、调式调性、动作形态和舞蹈姿态等风格,仍带有明显的萨满乐舞韵味。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论鼓吹曲辞与中古时代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

魏晋迄唐的乐舞史诗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为沿用《汉铙歌十八曲》曲调而创作的新题乐府,表现历代王朝开国承家的诗性历史。乐舞史诗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史诗范型,与中古时代战争频仍、改朝换代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制度、民族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从岩画看我国原始宗教乐舞

大量娱神岩壁画和史料表明,模拟各类动物形态的舞蹈,是原始宗教乐舞的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宗教乐舞,其表演形式和乐舞姿态,一直延续至现代社会初期,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近现代许多少数民族民间乐舞,其旋律和舞蹈姿态等风格,依然承袭着原始宗教乐舞的基本动律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