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试析《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

"布鲁塞尔化"这一概念较好地描述了冷战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相关行为体不断向欧盟总部聚集的现实。建构主义赋予了"布鲁塞尔化"更加宏观的分析视角,诠释了欧盟如何在一种"社会化"的动态进程中逐渐改变主权国家的偏好和行为方式。通过改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基础、组织运作,塑造联盟集体身份,《里斯本条约》推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布鲁塞尔化"趋势不断强化与发展。     

大陆架划界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

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建立了大陆架制度,要求沿海国应在批准《公约》生效十年内完成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目前,澳大利亚、挪威、阿根廷和英国等国在提交各国大陆架划界案时,先后对南纬60°以南地区的外大陆架提出了主张要求。自《南极条约》1961年生效以来,南极地区(即60°S以南地区)一直处于以《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的约束之下。南极条约体系是一个涉及国际南极事务众多方面的系统,对于维护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解读南极洲领土主张七国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和有关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跟踪研究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的有关南极地区的划界案案例,分析了沿海国在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主张对南极条约体系法律地位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挑战。     

鼎革与延续：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与 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之比较

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修约方针、修约方式、修约内容等方面均有相当的继承和延续,政权鼎革并没有完全取代其外交的内在延续,二者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中均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从条约体系的建构看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先后签订了五百多个不平等条约。随着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在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行。《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整个条约体系建构中重要的支撑点,亦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主要标志。     

外交文本修辞的背后——中日《修好条规》考论

中日《修好条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但实际上条规的草拟和签订过程却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种种博弈。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长达一年之久的缔约过程中的草案和条约正式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到在文本修辞背后,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国际政治和文化斗争。     

中国公共外交的生成、挑战与应对

中国公共外交事业顺应时代发展"应运而生",与传统外交一道有效提升中国外交水平与效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外交形式促进了中国增强国内外舆论的把握能力、跨文化交流水平、国家形象塑造及国家权益维护等若干方面的进展,现已初具自身特色,发挥了不同于传统外交的特殊作用。今后须力促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及实践的不断推进,在政府角色、理论构建、人才培养及传播效果等若干方面加强工作。     

新“韬光养晦”时代中国外交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确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此后三十年间,中央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都严格遵循这一方针。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加之"美国重回亚太战略"、"南海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国际矛盾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韬光养晦"的政策是不是应该终结了。文章研究了近两年来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并分析在新时期中国政府如何在原有"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有所作为",从而应对这些挑战。     

论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科学体系

本文论述了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哲学基础、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指出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分析和认识国际问题,也有助于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体系.     

“逆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伴随2016年西方出现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现象。20世纪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发展成为了今天的"逆全球化现象",并经历了从思潮到政策、从民间到政府的变化。这一变化不是偶然的。逆全球化实质是国际治理制度的危机。当前全球化正在经历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到"发展的全球化"的换挡期。对于中国来说,逆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顺势而为,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在国内通过国家干预缓和社会矛盾,在国际上推动合作共赢,只有这样才能化害为利,为自身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浅析《杰伊条约》与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

1794年11月19日英美签订的<杰伊条约>,维持了两国18年的和平,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关键的成长时间.历史发展证实,<杰伊条约>对美国来说是一次外交成就.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战前夕欧洲各国外交走向与苏联“双重外交”的实施

关于二战前夕苏联系取的“双重外交”政策，我国史学界大多侧重于分析其后果和得失，并据此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忽视了苏联选择这一外交政策的外部客观环境。其实，苏联选择“双重外交”，与当时英法、德国和西方小国的外文走向有着直接的联系。三者相互作用井最终促成了苏联“双重外交”的实施。     

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冲突与协调

有关南极海域的法律制度在国际海洋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既属南极条约体系的调整范围,又面临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调整。在二者的发展进程中,有关南极海域的法律问题充满了冲突,尽管有协调二者的努力,但冲突仍多于和谐。本文依循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介评二者在南极海域法律问题上的关系,这对进一步研究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均有参考意义。     

体育外交:公共外交的“草根战略”

体育外交,是国家公共外交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塑造、传播本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体育以其"世界通用语言"的特色,发挥着公共外交"草根战略"的作用。体育交流,尤其是大的体育赛事往往成为国家关系改善和国家形象建构的契机,体育运动员也以其"艺术感染力"扮演着公共外交形象大使的角色。本文将结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探讨体育外交在塑造和传播我国国家形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本理念”与中国外交实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本理念＂的兴起。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外交＂为民＂、＂惠民＂政策与国际层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关怀的展现。＂人本理念＂的兴起对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影响深远,尤其是对外交议程的设置、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中国与国际制度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都带来一定挑战。中国相关外交外事机制与机构在应对外交理念转型及其所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使自身不断得以成长与完善。     

从《里斯本条约》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机制对政策运作效力的影响

《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明确了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行动目标,并在机制上进行了许多创新,旨在加强欧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在CFSP对外行为能力目标上雄心勃勃,但机制改革后,CFSP在实践上存在机构权限重叠、行动资源和工具匮乏、决策机制效率不高、对成员国约束力有限等问题,使宏大目标与政策效力间"期待—能力的差距"加剧。《里约》反映了政治精英推动宪政机制向超国家发展的同时却客观上强调了政府间主义的现实。而CFSP在政府间主义主导下的"布鲁塞尔化"成为该政策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主要形式,说明机制化进程不是产生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压力和动力,推动CFSP向超国家层次发展。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

“大外交”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和特征的总括。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挑战、机遇及实践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世界大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总体布局。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着现实的外交话语挑战,即话语权不足、传播能力较弱、国际认知错位、西方国家依旧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等困境。但是,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局势的多元化发展,也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机遇。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下,通过坚持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来不断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但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要求,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外部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国民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著增强,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外交发展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内外合力、扩大交流”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四个历史阶段,旨在系统梳理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尝试回答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