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幕府文职僚佐

五代沿袭并发展了唐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的制度 ,大批文士进入五代幕府 ,这种局面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地方节镇辖区政治、经济的运作。但幕府 ,尤其是地方节镇府蓄养大批文职僚佐也必然加剧分裂割据倾向 ,成为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一种隐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科举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文人入仕艰难的状况 ,入幕成为文士跻身政治舞台的主要途径。由幕府成长起来的大批文人政治家也为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谁为莲府座上客 ? ———从唐人小说看幕府选择僚佐的倾向性

使府僚佐是使主的参谋与助手,在藩镇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使府选择幕僚时十分慎重。进士出身是朝廷对幕府僚佐辟署制度的最低限定,进士成为幕府首选;名士能够提高幕府声望,故藩镇盛礼争聘;文笔之士能迅速传达信息,尤为藩镇青睐;而使府对章奏表檄的重视及其传播效应,无疑会提升应用文体的写作水平。     

从武将选任解读金代军事实力的盛衰简

冷兵器时代,武将的选任与政权军事战斗力的强弱密切相关。金代通过军功选任、武举选任、荫补、世袭爵位等方式对武将进行选拔。从武将的选拔手段可以看出：通过军功选任的武将,整体实力强,有实战经验,能胜任各种军事任务,提升了政权的军事战斗力;武举升任的武将缺乏实际作战能力,无法与金初通过军功选拔的武将的作战能力相媲美;通过荫补和世袭方式选拔的武将,又大多依靠父辈的荣耀和身份地位,能力也十分有限,后二者作为金代中后期的武将主要选拔方式,也是导致金朝中后期武将整体实力下降、军事战斗力趋衰的动因之一．     

中晚唐浙东幕府文职幕僚探述

肃顺至宪宣时期,浙东文职幕僚在高门背景及科第出身比例上均呈上升趋势,且仕途前景较好。得益于中唐社会变革尤其是藩镇辟署制的推行,浙东才吸引了大量优秀文士入幕。晚唐时期,浙东同受战乱影响,导致来自高门及有科第身份的文职幕僚较少,且仕途平淡。这时出现了以军功入仕的文职幕僚,正是唐末浙东走向军事化的体现。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代百姓勋官考论

在唐代勋官不是给予特定人,而是以一般百姓为对象而赐予的官位.在唐朝成立过程中,"杂用隋制"的勋官开始赐予给许多百姓.虽然难以认清全部规模,太宗贞观年间勋官人数已经达到十万以上,在玄宗时期至少150万人以上.勋官的大量赐予具有两种意义.勋官把多数百姓作为赐予对象,并且从可以享受赎刑上的特权和役制上优待的特点,就会联系到汉代的民爵传统.但是,在唐代国家赐予勋官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动员人民的劳动力,并且这种功能却强调了勋官的官的特性.可以说勋官是半官半爵的存在.唐代对人民支配的特性,通过具有这种二重性的勋官,可以有效地支配人民,从这一点上,就能找到其特性.     

张之洞幕府与晚清地方政治

张之洞幕府是晚清重要的督抚幕府,它不仅是当时各类人才聚集之地,而且随着府主张之洞在清季政坛的崛起,逐步建立起各类幕府专职机构,代行了地方政府的诸多职能,在地方新政改革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充当了近代地方新旧官僚体制转变的桥梁。     

晚唐藩镇与唐朝灭亡

藩镇做为整体,在唐末农民战争之前,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它的存在,保障了中央王朝的生存,维持了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但是,自唐末农民战争开始,藩镇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在农民战争中保存实力,或借农民战     

中唐爱国主义者柳宗元的反分裂斗争——兼论柳宗元和韩愈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论战

唐朝中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藩镇的分裂割据势力和朝廷中主张保守、倒退的官僚地主集团相勾结,破坏国家统一,对抗中央集权,使李唐王朝面临着分裂、倒退的严重威胁,出现了日趋崩溃的社会危机。柳宗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铲除分裂保守势力,拯救唐王朝的颓势,柳宗元亲自参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藩镇,是唐代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唐后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到它,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藩镇和藩镇割据并不是同意语。自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八十九个,参与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约占这时期藩镇总数的12%强,但多被消灭。真正长期以半独立状态而存的只有河朔三镇,占总数的3.3%, 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导致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但唐王朝仍然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央政权有急骤的衰弱,也有逐渐的复兴,如果以割据叛乱概括藩镇是无法说明上述事实的。我们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     

唐中后期的滑州与义成军

唐代义成军是安史之乱后在河南建立的藩镇,常领郑滑二州,治滑州。令狐彰在安史之乱后期投诚唐朝,并在权力交接之时维护唐中央权威,因此滑豪镇在代宗年间被赐号永平,是河南第一个被唐朝中央政府赐号的藩镇,在政治上亲近唐朝中央政府。大历晚期,因其在平定李灵曜叛乱中的出色表现而领七州,达到极盛。从唐德宗时期的四镇之乱起开始义成镇领土减少,最终固定为郑滑二州,且不再是中央在河南地区的唯一代理人。唐德宗时期,永平改名义成。义成镇在唐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能得到唐中央的信任,起着控扼悍镇的作用。     

宋代地方政府之官吏关系与地方政治

宋代地方政府的政务主要是由官和吏来处理.由于宋代官尊吏卑的名分非常严格,中央的政令都是下达给地方官来执行的.但官要进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所以宋代虽然吏的地位很低,但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地方政府内部的官吏关系,成为决定宋代地方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论是官欺压或勒索吏,还是"吏强官弱",还是两者狼狈为奸,都必然造成和加深地方政治的贪腐和黑暗.期间尽管有个别清官,也能对奸吏进行惩处,却无补于宋代地方政治贪腐和黑暗的整体形势.     

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

宋朝对部分境外朝贡诸国和政权首领、使臣实行册封,继承汉唐册封制度,形成阶、官、勋、爵、封邑和功臣号六个制度化册封要素和进封制度,通过官衔总和表示册封国地位轻重并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朝贡排班加以调整.北宋册封制度以其视为“汉唐旧疆”和藩镇的交趾等政权为核心,南宋的册封则进一步放弃了对“汉唐旧疆”的权利主张,反映出宋朝构建朝贡体系时由“华夷一统”退守“汉唐旧疆”,并进而放弃“汉唐旧疆”的收缩趋势.     

从大理寺地位的变化看唐中央统治能力的下降

大理寺是唐朝中央审判机构,在唐朝前期,由于政治清明,社会安宁,大理寺的司法职能受到皇帝及其它行政机构的重视,有效地发挥了其审判职能,为唐朝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下降,宦官与地方节度使专权,唐朝中央对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控制力减弱,唐朝中央审判机构大理寺的效率与地位也逐渐下降,大理寺的司法职能无法正常履行。唐朝司法秩序的紊乱,又进一步加剧了唐王朝的土崩瓦解。     

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

唐朝前期,中央政府与高句丽、百济的战争带来了两次大规模的半岛人群入唐活动。半岛降人具有骁勇善战的特性,他们依据身份的不同,分三个层次——官僚贵族、官奴与平民。这些徙民进入唐朝的中央和地方军事系统,成为唐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身官僚贵族者在唐朝发展的巅峰是高宗、武则天时代;出身官奴者的发展巅峰是玄宗一朝;出身普通降民者的发展巅峰则在安史之乱以后,三者在时间上呈递进趋势。半岛徙民多进入唐朝各种军事组织中,再与整个系统一起,融入唐朝社会中。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唐代中晚期,政局糜烂,内外交困。唐朝政府在不断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更频频地将公主下嫁到各个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表面和平。这种政治婚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但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宋代榷盐制度述论

宋初,沿五代以来的旧习,盐的专卖仅为地方政府所主持。《宋史》卷181《志·盐》上曰:“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尤重私贩之禁。”可见,盐利是地方财政之主要收入。宋太祖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对“自天宝以后……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自赡,其上供殊鲜”的情况,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宋初削弱藩镇的基本政策是     

秦朝专制官僚政体的确立和政府机构的设置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六国吏治之腐败和因权力分散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之无能,对国家吏治即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了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集统治大权于皇帝一身。皇帝之称自秦始。皇帝之下设中央政府,辖行政、军事、监察、宫职四大系统,地方则设郡、县。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便是官僚制与郡县制的紧密结合。秦的这一高度集权同时又层层约束的官僚政府体制,使地方集权于郡县,郡县集权于中央,中央的将相百官听命于皇帝,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组织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从而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相对于六国诸侯分权、贵族执政、任人唯亲的管理体制,秦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体制在治理国家上是有效的,因而是一大进步。     

杨炎对元载中央集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唐中叶以来,藩镇势力的强大严重威胁着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为解决财政和军事上的危机,唐代宗和唐德宗时期分别任命元载和杨炎主政,对财赋制度和军事进行改革。财赋制度上,元载主要实行开辟税源、提高户税征收标准等方法将财权收归中央。杨炎则采用两税法来充实中央财政收入;军事上,元载主张加强中央兵力,以震慑四方。杨炎也主张分割削弱地方藩镇和节度使的兵权。元载、杨炎两人显然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上有着共同的致思趋向,在政策实行上也有着前后继承性,尤其是杨炎"两税法"推行,更是对元载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唐后期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藩镇平衡政策在唐后期的实施

安史之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模式,去维护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以藩镇为载体,通过维持藩镇平衡等方式,唐廷力求控制藩镇。从而通过以藩镇为触角,实现对地方的统治。藩镇平衡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