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我国私人藏书在先秦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明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刺激了私人藏书,加之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遂使汉代私人藏书持续发展。汉代官私抢救、恢复、整理、保藏、编撰、传播书籍文献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陆路交通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统一的时间相当长,这为交通的开拓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和中原王朝逐渐融合在一起,并成为中原王朝的直辖领土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交通得到空前的开拓与发展,并成为中原地区通往东南沿海及百越地区(主要为今岭南及福建地区)的必由之路.     

秦汉“亡命”考论

亡命多理解为逃脱名籍,从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来看,亡命因犯罪逃亡,其名籍犹存。命通名,作定罪或罪名解,亡命乃因罪逃亡。亡命是亡人的一部分,指亡人有罪者。亡命者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东汉时期频繁赦免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罪人逃亡。     

秦汉时期的关中自然环境

秦汉时期的关中自然环境和今天有比较大的差异。从当时的气候、水环境、植被、土壤等方面来看,关中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充沛,植被茂盛,土壤肥沃。正因为如此,秦、西汉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都选择关中。     

秦汉时期张家界市历史考略

秦代，封建朝廷首次在今张家界市境内设置慈姑县；汉代，将它改为零阳。充县、东汉时，武陵地区因民族矛盾激化而爆发了数次起义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两汉时期，武陵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经济比较发达。张家界市出土的大量的楚文化和巴文化文物，是土家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秦汉时期兵器生产情况新探

秦汉时期兵器的生产,其种类、用途、性能、形制、数质量和规格,均以保障步骑兵实战需要为依据.以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渗碳制钢术的发展为基础,以完善的生产制度作保证.     

秦汉时期人的身高初探

秦汉时期的史料中,有一些当时人身高的记载。秦汉时期一般女子的身高可能在七尺(161.7厘米)左右或七尺以下;七尺以上的身高,当是女子中等偏上的身高。秦汉男子的身高,一般应在七尺至八尺之间(161.7厘米~184.8厘米);七尺以下,就是较低的身高了;八尺(184.8厘米)以上属于高身材了。秦汉时期,成年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但身高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秦汉时期,身高也是判断年龄,确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个标准。     

北朝时期太行山的战略地位

北朝时期,太行山东西两侧的交通联系空前紧密。北魏时期主要体现在太行山的北段,几代皇帝频繁通过“灵丘道”巡视河北诸州,以首都平城为中心,加强对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控制。东魏、北齐时期主要体现在太行山的中段,高欢家族频繁通过太行山“滏口陉”往返于晋阳与邺城之间,加强军事重镇晋阳对太行山以东首都邺城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区位来讲,北魏、东魏、北齐18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以太行山为轴线展开的;具体到太行山的军事地理来看,是以北制南、以西制东。     

秦汉时期黄河的文化象征

秦汉时期的黄河,被赋予了各种文化象征.在战国以来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下,黄河在秦代被作为"水德"的象征;由于大禹治水的悠久传说和黄河的长久存在,黄河被作为福祚绵长、江山永固的象征;由于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因此"三河"之地被看作文化中心的象征;河图洛书的说法,又赋予了黄河神河的形象;在秦汉时期的祭祀文化中,黄河被视为"诸侯",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予以祭祀;"河水清,天下平"的观念,又赋予了黄河代表天下治乱的文化象征;从域外文化来看,黄河又被称为"中国河",被看作是中国的象征.     

秦汉“军兴”、《兴律》考辨

与日常性"徭""戍"相别,战时征发、调集称"军兴",与"从军"关系密切。从秦汉《兴律》到唐代《擅兴律》,军兴内容逐步被纳入其中,并成为主体,前后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有涉及"发屯"的案例。蛮夷大男子因逃亡而被处以腰斩重刑。相关量刑判定,对理解汉代《兴律》多不载军兴内容,或有启发。当时军兴的相关规定,仍属军法范畴。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试论秦汉刑罚中的司寇刑

秦和汉初的司寇刑一般是耐为司寇刑的简称,属无期徒刑。获刑者有立户、名田宅等重要权利,但刑徒身份使之处于里中社会生活的边缘位置。司寇的劳役主要有侦捕疑犯、监管刑徒、传递文书和运送物资四类,这与徒隶内部各级刑徒的劳役已经混淆的状况不同。此时司寇的社会地位在逐渐下降,是为汉文帝刑罚改革的重要背景。改革后的司寇刑因性别不同而异名,男性的刑名是耐为司寇,女性的刑名是作如司寇,都是二岁刑。至迟在公元91年二者又重新统称为司寇。此时司寇刑的惩罚措施主要有限制自由、取消户籍等七条,但并非只针对司寇,说明刑期的长短已经成为衡量刑罚轻重的主要标准。秦汉时期的司寇刑经历了从兼具社会身份、劳役属性到只有劳役属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和刑罚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 0 1年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们 ,将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 ,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同时 ,新世纪伊始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研究作了重要讨论和深刻思考。     

秦汉时期墨学衰落缘由探析

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思想精华对现代化建设仍有着启迪作用。但从秦汉以来墨学就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流派存传于世。本文从时代背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状况、与各学说特别是儒学的内在联系等方面探讨墨学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     

秦汉"广告"刍议

秦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商业的繁荣驱动了商品广告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实物陈列广告、声音广告和文字广告在承继先秦的基础上都有所进步.文字广告尤为兴盛,铜镜上的广告更是独具特色;一些新颖的广告物和广告形式也在此时出现.考察秦汉时期广告的发展变迁,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商业文化和民风民俗,对我们当下的经济生活也颇有启迪.     

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

秦汉帝陵是当时社会在地下的再现,其发展变迁与当时秦汉社会密切相关。从秦始皇陵到西汉十一帝陵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规模巨大,厚葬严重。它们既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又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价值观的体现。由于秦汉统治者把增长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在了无限度的陵墓修建上,从而加速了秦汉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