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文学发展中的报刊策略

兴起于1928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迅速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这一文坛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其发展中的报刊策略是分不开的。初期左翼文学借助庞大的期刊阵营迅速获取了在文坛上的流行性;左联刊物多样化的生存策略进一步扩大了左翼文学在文化围剿下的影响力,并拓展了其发展空间;左翼作家们对报纸副刊的广泛争夺成为后期左翼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左翼文学正是通过巧妙利用报刊迅速完成了其兴起、发展、繁荣的过程。     

聂绀弩大众小说创作新论

聂绀弩是20世纪3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左翼作家之一。作为文坛"新人",他承续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在左翼文学支配文坛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历史开拓。他保持乡土文学写实的优长,舍弃了左翼文学形成之初"革命的浪漫蒂克"方式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大众题材和抗战题材进行深入发掘,是"普罗"文学成熟的历史见证。     

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专题解说

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当时的整个文坛与社会,对抗战时期及战后之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均有深远影响. 围绕左翼文学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一直紧相伴随,左翼阵营内部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行进策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由"在野"变为"当朝",曾经屡遭查封的左翼刊物像积谷入仓一样大批量重印,所有的质疑全都销声匿迹,席卷而来的是通过追忆与肯定来重构的左翼文学"主潮".     

政治规范与文本诉求:瞿秋白的高尔基批判

在瞿秋白的译作中,所占比重最大、选择资料最全面、涉及面最广泛的是高尔基的作品。对于1930年前后的中国左翼文坛而言,高尔基及其作品的典范性对中国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作为一个文学家,高尔基的精神和作品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高尔基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化身,其作品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佳范本。从范本译介、思想解读、文论阐释三个方面,瞿秋白介绍了高尔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思想,阐发了革命作家的典型特征,探讨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观,强化了普罗现实主义文学是适合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范式,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提供了最完备的典范。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作为现代革命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丰富了左翼文艺界的革命想象、异域感受;反衬了民众的生存境遇;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促使1928年中国文坛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设。这就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论中国左翼文学的贡献与不足

左翼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一度占据主潮的位置。并且,它上承五四,下启延安工农兵文学潮和十七年文学潮,建立了中国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提倡文艺的大众化,产生过很多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但是左翼文学也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这也是左翼文学在新时期备受指责的所在。因此给左翼文学公正与客观的评价就显得弥足珍贵。     

论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是作者《左翼青年作家创作论稿》中的一章。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左翼青年作家群,是左翼文学运动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支文学新军。他们的兴起和发展,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怀,以及青年作家们自身的生活积累、艺术索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即从上述诸方面论述了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原因,及其对三十年代文坛产生的积极影响。     

试论乡土小说从五四时期到左翼时期的转向——以王任叔乡土小说创作流变为例

滥觞于五四时期的现代乡土小说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王任叔作为五四乡土作家,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了左翼乡土作家。从五四到30年代,他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色调都有了一个明显的跨越。透过王任叔乡土小说创作的变化,揭示了五四时期到左翼时期乡土文学从文化启蒙逐渐过渡到阶级批判,从对国民性的改造逐渐转移到对农民阶级意识觉醒的挺进,这种文学现象的转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左翼文学刊物非商业性出版运作的困境——以郑伯奇主编《新小说》为例

左翼作家郑伯奇主编《新小说》这一反映左翼刊物在非商业性出版运作中失利的具体事例与其同事赵家璧成熟的商业出版理念与方式呈现了鲜明的差异,同时也为左翼文学潮流与市场经济的出版运营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份反向的佐证。左翼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生存传播并非纯粹依靠其政治标签,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其在商业出版领域的成功运作。只有从非商业性运作的困境中突围,实现左翼文化产品与出版市场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环节上的畅通,才能根本从物质层面保证左翼作品成为1930年代文艺的“主潮”。     

世代更替与范式转换－－近十年马华文学发展考察

近十年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上创作最丰硕的十年,期间文学变迁非常剧烈。这种嬗变主要体现在文坛世代更替与文学范式转换两个方面。从90年代开始,新世代作家逐渐取代中坚一代作家成为马华文坛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当代马华文学也进入了范式转换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散文、诗歌、小说、文学批语的范式转变上。     

胡秋原与苏汶在1932

胡秋原与左翼作家虽然都抵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等,但出发点不同。胡秋原反对“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左翼则认为“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才是文学现实存在的惟一正确形态。这样,双方实际上都同时成了对方的否定对象。胡秋原对左翼的批评更多是有的放矢,且不乏真知灼见。苏汶同样反对文学一味的政治工具化,主张创作自由,一些见解还更具独到之处。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世代更替与范式转换──近十年马华文学发展考察

近十年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上创作最丰硕的十年，期间文学变迁非常剧烈。这种嬗变主要体现在文坛世代更替与文学范式转换两个方面。从９０年代开始，新世代作家逐渐取代中坚一代作家成为马华文坛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当代马华文学也进入了范式转换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散文、诗歌、小说、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变上。     

张天翼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张天翼是三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的左翼青年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曾被誉为左翼文坛的。新人”。以后鲁迅先生又将他归入三十年代。最好的”、“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列。毫不夸张,作为闪耀在三十年代文艺天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新星,张天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一作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张天翼的出现并受到重视,跟当时整个文坛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胡风说:“我们考察张天翼的作品在当时是怎样地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不应该忘记了当时新生的文学要求在创作实践中找不到具体表现的苦闷,更不应该忘记了那要求是在进步的知识人底气氛里经过曲折而产生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     

1930 年代左翼文学是如何被塑形的

左翼文学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建国后的历次文学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左翼文学产生之初的批评语境直接相关. 正是通过同时代的批评,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作品被进一步定性、塑形,成为当时左翼叙事所期待的形态. 像冯雪峰、瞿秋白在革命文学论争后对鲁迅身份的再界定,冯雪峰、胡风对韩侍桁等批评枟子夜枠权力的剥夺,以及茅盾、胡风对吴组缃、艾芜等一批左翼新人的创作指导等,都是这一时期"批评"介入并参与塑造左翼文学的典型例子.     

无效的自救——《星火》月刊的漩涡里外

1935年，自称“第三种人”的杜衡、韩侍桁、杨邮人等作家与左翼之间不断发生争论并趋于对立，其在文坛的生存境况也逐渐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立星火文艺社并出版《星火》月刊，用重述自己的文艺理论和与鲁迅等左翼人士互相攻讦等方式，力图引起文坛的关注，改变自身在文坛的不利局面，但是这些自救的努力并没有取得这些“第三种人”集团成员自己预期的效果。     

试论艾芜早期创作的审美倾向

艾芜是三十年代在“左联”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左翼青年作家。从1931年冬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艾芜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以《南行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其朴实自然、清新明丽的艺术风格,使自己截然区别于其他左翼作家,从而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独树一帜。可是,对艾芜早期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的基本倾向,评论界长期以来颇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     

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

西晋文坛存在着多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群落多是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或世族文人为核心,其成员依附于该类人物并围绕其进行文学活动.这样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为核心,集合了大量文坛精英而形成的作家群落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晋短暂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社会中强势群体的作家群落更有能力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以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方式传播下来;更有能力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旋律,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