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单就其诗学意义而言,从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干部形象等层面梳理《蛙》中的中国形象,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这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论莫言小说《蛙》中的“蛙”意象

从远古神话到到当代小说,从考古、民俗到文学想象,“蛙”意象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富有变化的过程。文章结合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对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蛙”意象进行深度分析,追溯到“蛙”原型中的“蛙女神”,将其与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姑姑”进行对比,揭示这一原型意象的运用对小说文化蕴涵的提升作用。     

莫言《蛙》的审美形式分析

莫言的《蛙》的审美形式主要体现为复调,多种话语交集冲突与对话,具有混沌繁复、难以把握的特点。书信体文体形式设置了对话语境,间离原则使现实陌生化,戏仿与狂欢的语体造成严肃与戏谑的混通,叙事视角的自由变化造成多种声音的回响,这些共同促成了复调的形成。众声喧哗的复调揭示出现实的荒诞与存在的悖论。     

隐喻在莫言作品《蛙》中的功能探究

2012年,乡土文学作家莫言以代表作《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蛙》以计划生育为题材,以农村为背景,是一个高度隐喻的乡土文学作品。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本文以《蛙》为例分析隐喻在表达情感和揭示主题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反思与救赎——小议莫言作品《蛙》

莫言新作<蛙>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切人点,以"姑姑"这一传奇人物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书写了中国近代生育史的风云变幻.形式上,莫言再创新意,将<蛙>分作五部分,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小说叙事,最后以话剧形式升华.小说深刻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与荒诞、人性的可悲与可叹,再次呈现出莫言小说一贯蕴含的救赎情怀与对现实的反思.     

莫言《蛙》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互文性研究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他为世界文学和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觉醒做出了独特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蛙》是他历经四载潜心而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将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转变深刻地挖掘出来.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但有不少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互文性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地域性特征为基础的写作手法、以个人-民族式表现生活的层次手法、生殖崇拜、尊重女性、悲剧色彩和"时代-文化转型".     

莫言《蛙》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

《蛙》以新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创作题材,通过塑造乡村女医生形象,书写了中国农村60多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从国家形象的接受主体看,国家形象分为对内形象与对外形象,《蛙》从现实生存与人性伦理的角度,在时代与伦理这一矛盾张力中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牺牲,启迪国民进行人性层面的思考,对生命的价值进行反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以作者的现代性思考与忏悔意识所体现的文学超越性为载体,为世界展示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奋争的民族形象,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域外传播功能.因而可以说《蛙》是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与域外传播功能相统一的成功实践.     

爱的幻灭与生命的异变——论莫言的《蛙》

以莫言的经典力作《蛙》为分析对象,通过计划生育前后事件及主要人物的言行,尤其是姑姑、王肝、秦河等人对待爱情、生命的态度,分析和探讨莫言对爱情、生命乃至人性的深刻认识。认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爱情和婚姻被传统和现实隐匿,生命的繁衍异变为生殖的膨胀,主人公们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生命代价和人性代价。     

莫言《蛙》中“蛙”的多义性及其生成理据

莫言的小说《蛙》这一标题,依据文本语境具有至少四个义项。“蛙”的多义性主要是由汉语语音联想关系、隐喻性、开放性、互文性等机制促成的。揭示文本多义性是理解小说文本的关键。     

探讨中国妇女解放的心路历程——以莫言作品《蛙》中的姑姑形象为例

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蛙》,成功地运用了书信、小说、戏剧等跨文体写作的艺术手法,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成功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的形象。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分析始姑的人物形象。指出姑姑作为中国解放妇女的特点和局限性．姑姑的人物性格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姑姑的悲剧命运,是典型环境中的人物悲剧命运。姑姑身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对农村落后的生育习俗“重男轻女”的反抗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担当的立志要改造社会的自觉参与和主人翁的忘我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责任感。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脸谱化的正面形象或者反面形象,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中国解放妇女形象。     

小人物与大历史--莫言《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及价值

莫言的《蛙》透过新中国60年的乡村生育史探求“人”的生存本相,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在书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际的同时,莫言表达了对“人”的探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反观莫言30年的创作,他坚持把小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人性,思考人生,其书写的发生学机理源于他的人学观、文学观,“恋乡-怨乡”的文化心理与乡土经验。然而,无论是言说苦难的方式还是批判现实的力度,《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均在莫氏人物谱系中发生了嬗变,构成其独特性。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罪责·忏悔·救赎——对《蛙》的一种解读

《蛙》用高密东北乡的日常生活营造了计划生育60年的宏大历史空间,不仅对主流的历史叙述进行了解构冲击,而且突破了对庸常生活完全认同的所谓"现实主义"模式,对人性的幽暗地带进行细微剖析,直指人类的俗世生活之罪。文本中关于恶、罪感、忏悔与救赎之间的缠绕与搏斗可以说是当下生活图景的精神镜像。但因无法祛除的私利牵绊,个体忏悔寻觅到的仅是一条无望的救赎之路。     

女性 母性 人性——莫言长篇小说《蛙》中“姑姑”的性属隐喻

莫言长篇小说《蛙》以“姑姑”为叙事中心,塑造了一位在特定历史境域中复杂、扭曲、苦涩、挣扎着,且带有政治品质及男性化特色的女性形象。小说对其由多难境域到心灵及精神性转机的体验,直击人们的灵魂深处的痛楚,不仅符号性地包蕴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内蕴深沉的理性反思。“姑姑”曾经失却女性本有的品性,但她最终以躯体中流淌着的母性血脉而使人性之善得以回归,其中隐含着回溯历史,审视文化,而以深沉的反思及自我救赎,借力自身的行动而达心灵和精神归位,以重建女性、母性及人性的本真。     

莫言小说《四十一炮》的复调特征剖析

莫言小说《四十一炮》是典型的复调结构,小说的主人公不但是故事的叙述者,还是作者思想的寄托者。作者“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让罗小通“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①,以罗小通为中心的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编织了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将三条线索的故事浓缩在同一时空,小说中多种意义指向同一语词,多种风格混搭成作品统一的和声效果,恰如复调的不同声部构成和谐的整体。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世界的看法、态度、发现等往往流溢、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与“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在整体上,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全息”式表征。     

复调理论观照下的《务虚笔记》解读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最具哲学气质的小说家,《务虚笔记》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它是哲学。但同时也是诗,是音乐。史铁生在这里建构了一个复调的多声部的世界来探讨爱情、命运、自由、平等、背叛等形而上的生命命题。通过贯穿全书的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史铁生为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     

莫言、诺奖、批评及批评的批评——对话《对话〈直议莫言与诺奖〉》

在众多批评莫言小说的评论家中,李建军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的否定性批评的代表之一,其《直议莫言与诺奖》可谓全面评析莫言创作的论文。针对此文,孟祥中的《对话〈直议莫言与诺奖〉》从各方面提出了商榷意见。鉴于孟文对一些事实的轻忽,在论辩过程中也存在割裂李文论述的连续性、抽离具体语境和跨论域批评等问题,未顾及全篇全人,而未能切实而有效地达到对话和商榷的目的。     

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靠本民族自身的纵向积累与进步,及其与世界各国外来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倡世界文学理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库切,其作品《蛙》与《耻》均通过描写生态环境现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作为乡村医生的姑姑所推行的新法接生与计划生育,反映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批判性话语的婉转表达。给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约束者以启示,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存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库切的《耻》通过描写大学教授卢里因绯闻被学校开除和女儿露西在农场被黑人强暴的事件,展现了殖民主义给新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与生活困境。同时,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都在努力为后殖民社会的和谐重建、友好共存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本文试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寓言性的视角浅析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关于人如何救赎的问题。采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试图阐发作品中隐含的文化意蕴,将人的罪恶与救赎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故事表层上看,均表现了人们的赎罪心理,两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寓言性。詹姆逊关注寓言对当代的作用,而小说《蛙》与《耻》则通过讲故事给人以启示与反思,人们都在共同努力为民族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有益的尝试。同时,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莫言新作《蛙》中的自省意识探析

莫言的新作《蛙》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切入点,从其合理性与人权的矛盾中,对一代人为之付出的艰辛与生命存在的艰难进行了客观描述。书中将"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职能和基于人性的自我反省状态做出了深刻的彰显,对在计划生育年代经历过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担当作出探析,以便解决当代人在强大的外力与内心欲望之下,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存处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