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对于概念“名”的研究

墨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墨经》是“世界最古名学之书。”其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都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墨家对于“名”的本质、“名”的分类、“名”的定义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这些均构成了墨家逻辑学之概念论部分 ,墨家对于“名”(概念 )的研究对我们的逻辑思维是富有启发性的。     

浅谈如何提高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积极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向课堂要时间,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提高课堂效率。语文教师必须积极引导学生接受激增的"大语文"知识,采取"小课堂大容量"、"大课堂引进小课堂"的措施,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的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力,讲教学艺术,求高效低耗,这样才能拓宽学生的视野,促使中学生早日成才。     

恩格斯"真实的思维"之探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旧哲学对“真实的思维”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但都停留在“思维”的层面上，思辨哲学不是“真实的思维”，经验哲学也不是“真实的思维”，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运用概念的艺术”才是“真实的思维”。     

在双边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哲理精神——思政课课堂教学探索与实践

本文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实践为基础，围绕“怎样使课堂兼具促人聪明起来的功能”和“怎样讲清讲透理论要点难点”这两个理念，就设计、运作启发式双边互动的问题梳理了一些感想体会，希望借以追求生动、有效、意味隽永的教学目标。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论解读

生态问题业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如何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文章从生存论角度,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进行解读与阐释。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逻辑基点,＂人化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是平等的,＂现实的自然界＂与＂现实的人＂互为本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自然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影响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核心障碍就是＂资本逻辑＂,科技进步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     

“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解释向度

在实践生存论的维度上,“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解放的人”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要素,本质上构成马克思对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存论的主体核心。“人的解放”是“解放的人”的价值旨归,指引无产阶级完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就要求划定“解放的人”的概念边界,厘清何者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回复无产阶级以人的本质确立无产阶级关于“人的解放”的使命所在和社会目标,阐明“解放的人”和“人的解放”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和现实依据,最终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完全解放。     

“语言的转向”与现代境况下人的解放

在所谓语言的转向中,哲学成了语言的批判,成了文化的批判,而不再是对逻辑、自然与自我的文化探源。在古典时代,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于古典(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但是,在传统与文化成为担负、语词世界已经能够遭遇怀疑的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只能通过对于传统与文化的批判、治疗或革命来达成。因为,传统与文化作为语词建构的世界,也已经构成一种自在的力量,它不再为人所能制约,相反,它制约着人的存在。它虽然并非没有解放的潜能,但也同样具有奴役人的巨大力量。     

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我们必须直面存在于我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历史间距 ,承认理论的“可能性”高于理论的“现实性”这一理论演化规律 ;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 ,去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     

“活的法律”的讲述者——教师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中的作用

由于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对"活的法律"不够关注,作为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师,必须做一个"活的法律"的讲述者,不仅应当讲述历史上法律是怎样规定的,更应当讲解历史上法律是如何实施的,唯有如此,才能向学生展现中国法制史的真实全貌。     

两种视角:企业的企业家与社会的企业家

从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角度谈论企业家与从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家，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就现代社会来讲，企业家绝不只是一种从事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的角色。单单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无法真正看到企业家在社会政治生活、道德价值观念上与文化教育诸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吉林洮南方言中的后缀“的”

吉林洮南方言中的后缀“的”用法十分复杂，它可做名词、状态形容词、动词三种词类的后缀，对构词具有语义制约、语形要求。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抓手

“人的全面发展”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实现这一理想和追求的根本抓手就是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     

《易传》美学思想新探——从比较文化的角度

从"参"与"Dsein"、"艺术的"(文化)与"科学的"(文化)以及"阳阴调和"(的和谐)与"对立斗争"(的和谐)三个角度,去重新探讨《易传》的美学思想,以揭示其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后者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从而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关于党的作风和形象问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体会

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党的作风和形象是一面旗帜。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党的作风和形象总体是好的。但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少数领导干部中,也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作风腐败等问题,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要正确认识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要看到党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不断地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党风正在进一步好转。现在,全国正在普遍开展的“三讲”和“三个代表”教育活动,是改进党风、永葆党的光辉形象的重大举措。     

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 ——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中国哲学人的本质的双重化

中国古代哲学家考察人的本质是从经验事实出发 ,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入手 ,其基本的思路是 :人不是什么 ,人应是什么 ,最后人为什么这样 (不是某物而应是某物)。总体说来 ,中国哲学认为 ,人的本质包括三个方面 :人不是“禽” ,但有禽的属性 ;人是社会性的 ,有欲望但应是高尚的 ;人所以如此因为人本身具有性与情两种本性。换言之 ,中国哲学人的本质观的基本特征是 :人是双重化的 ,是人禽、圣凡、性情双重化的人。一、就“人禽双重化”而言 ,中国哲学主要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前提 ,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的经验性质。“人禽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很…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