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三都大官考

三都大官是北魏前期一个极为重要的官制,它可决狱,可率兵出征,又可辅政,拥有其它职官难以比拟的权力.它有自己的长官和僚属,却没有固定的品秩;可以决狱,但不是都官尚书和廷尉;可以领兵出征,但不是骠骑大将军;可以辅政却不是宰相.实际上三都大官是北魏大人官的遗留,是个勋官,用以笼络功勋卓著者和中原士人等各阶层的力量,藉此来稳固自己的统治.随着孝文拓跋宏的全面汉化,三都大官最终被废除.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浅议魏晋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方式

儒家思想融入到律法之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经义决狱、援儒入律、引儒入律.类似提法学界讨论不少.但是具体到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本文认为经义决狱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初步探索,援儒入律使得儒家思想法律化进入立法程序成为可能,引礼入律才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终归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曹魏至北齐,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变迁,这种变化更是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春秋决狱》佚文评析

深入分析《春秋决狱》六篇佚文,可见以经决狱之一斑。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针对特殊案件而实行,强调主客观条件,创造了若干司法准则,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走向,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同时,亦存在一些弊端。     

汉代法律实践的诠释哲学思考——以引经折狱为中心

引经折狱又名春秋决狱,是形成于汉代的一种司法方法。它以儒家经义(主要是《春秋》)作为评判案件的依据,强调原心定罪,在中国司法史上一度流行并影响深远。以现代眼光来看,运用西方盛行的本体论诠释学可以使这一中国古代的司法方法被更好地接受与理解。具言之:引经折狱的断案过程,可以视为司法官与立法者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观点之间的视域交融;司法官为寻求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往往求助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典故的解释;在引经折狱中,汉儒的主体性与实在性得到了彰显并同历史情境之间产生了互动。     

“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举制度.其"综核名实"的创立初衷和"选贤与能"的基本精神、严密的制度体系,都表明它是较察举制度进步的选举制度,但它在实施中的确产生了严重的弊病,走向腐朽、反动."贵族化"不是九品官人法独有的现象;"门第"不是九品官人法的唯一标准.但是,公然在制度上将"门第"作为选举标准,确实为九品官人法所独有.这无疑是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豪族地主、累世经学的官僚地主以及在乱世中新崛起的权贵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有思想和教育上的原因.     

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积极倡办下徽州团练应时而兴。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地方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实现了清廷倡办团练之目的。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和敌对,无疑是导致其在徽州战局不顺且受到致命钳制的一个重要缘故。毋容忽视的是,徽州团练的兴办给徽州地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井冈山时期军事斗争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井冈山时期军事斗争的研究视角逐渐从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对井冈山斗争的作用、上下井冈山、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要战役的介绍,更多地向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红军的组织建设、红军的会师、红军的军事失败等问题转移,内容不断丰富与深化,学术性越来越明显,并取得显著的新进展。今后我们不妨跳出井冈山来看井冈山,不能仅限于井冈山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军事作战研究,而要开拓视野,根据时代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井冈山时期的军事斗争进行新的学理诠释。       

适应打赢未来战争需要 加强人民战争信息化战场建设

随着计算机网络化、信息数字化、指挥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化部队和信息化战场这一全新的作战领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我国应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加强军队数字化建设的同时,注重加强人民战争的信息化战场建设,确保在未来战争中充分发挥我人民战争的传统优势,赢得信息化战争的胜利。     

甲午析木城之战探微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军在辽东半岛上进行多次陆战,其中析木城之战是清军保卫海城,日军进攻海城的关键一仗.清军在经过激战后撤走,日军取胜.此战日军以指挥统一,互相配合,武器精良等原因取胜.而清军虽来自各部,互不统属,没能协同作战,是败走主因,却不能因此简单地说清军"毫无战斗力","军纪荡然",也不应该称丰升阿、聂桂林"闻风即溃,骚扰不堪".对清军作战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搞好农村报道应当具备的采访作风

农村报道中存在的几种主要问题是记者不爱下农村,不愿往"远处"跑;报喜不报忧,愿问"好的"唱喜歌,不愿问"坏的",疏于监督;愿浮在上面采访"官儿",不愿深入基层采访"民"。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记者采访作风建设不到位。解决办法是采访要深入群众;养成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好作风;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培养不畏艰险的作风。     

试析清末化除满汉畛域原因

清军入关以后,满汉畛域一直存在,但并没危及到清朝的统治。到了晚清,清政府面临着内部革命者不断起义,汉族官员对满族官员的特权不满,旗人腐化和人才缺乏,八旗兵已经不能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力量而成为清政府的负担,还有外部列强的步步进逼等问题。清政府不得不着手化除满汉畛域,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

曾国藩作为近代盛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理学家,其治军方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作仗之本;二是实行“训”与“练”兼施之法,训营规,训家规,练技艺,练陈法;三是协调军队内外的各种关系,使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晚商时期对东方地区的军事经略和主权管辖

晚商时期商朝在对东土各族持续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还在东土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屯驻师旅，抵御外族入侵，加强军事防御，此已初具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义。卜辞所见商王在东土之境的田猎活动，既有经济方面的意义，又具有政治经营和军事演习的性质。商王经常不定期地到东土各地，举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活动，可以视为先秦时期巡省制度的萌芽。商王与东土诸侯之间经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初步确立，对东土方国军队的调遣和指挥权的掌握，是商王在东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以上表明，商朝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千里邦畿的国土范围狭小的邑土国家，而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战役失败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1860年的大沽战役是这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影响这次战役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清政府在政治上对西方列强采取避战求和的“羁縻”政策,影响了前线的军事部署;第二,大沽统帅僧格林沁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如:弃守北塘,认为夷兵不善陆战等。这两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