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质量问题及社会建设取向——以社会安全为核心

处于改革关键期的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层面、多领域、多原因的社会安全问题的严重威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质量状况.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不仅关系到“高质量社会”的实现,而且会直接影响改革的走向及社会建设的成败.从社会质量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取向应包括:在理念上,要确立社会安全是一种福祉的理念;在政策取向上,要实现从关注经济政策到关注社会政策的转变;在治理上,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要实现从关注民生到关注公平正义的转变.而贯穿上述四个层面的核心是强化制度的基础性规范作用,重建制度权威.     

论行政争议市域社会协同化解机制的建构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行政争议化解机制的健全程度事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目前,传统行政诉讼、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等行政解纷制度分别存在作用乏力、力度不足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而言,依托繁简分流与多元化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诉讼基本职能,激活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作用,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功能。从微观层面而言,启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型构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方能激活行政诉讼制度体系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机制的实质解纷功能,真正建构起行政争议市域协同化解机制,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政法治方案。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社会工作职业化与社会政策

社会工作职业化目前在中国存在社会认同度不高、专业服务组织机构欠缺、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不健全、高校人才培养与实际部门不衔接以及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亟待建立等问题.社会政策作为支持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化模式,从政府的政策性角色和社会立法这两个维度出发来解决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推进社会工作职...     

社会工作职业化与社会政策

社会工作职业化目前在中国存在社会认同度不高、专业服务组织机构欠缺、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不健全、高校人才培养与实际部门不衔接以及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亟待建立等问题。社会政策作为支持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化模式,从政府的政策性角色和社会立法这两个维度出发来解决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浅议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几个现实困境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生、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救助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已基本建立,但在社会救助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能否进一步发展、完善,关系到广大人民能否分享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成果。本文主要从我国社会救助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出发,探讨了我国社会救助实施过程中几个现实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集权演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双重约束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演进呈现出权力向职位和君主集中的双峰并置集权格局。官僚组织行政能力的衍射边界受限和官员自主性受制于君主偏好共同构成古代社会治理能力发挥的双重约束。古代社会治理事实表明权力集中与治理能力提升不存在直接关联。当代中国权力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其目的在于从宏观维度搭建起客观、稳定、系统性的治理规范。充分维护和调动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搭建政府同社会良善的伙伴关系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西安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西安市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应着重构建多元协作治理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社会管理主体从政府单一化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化转变;在管理运作机制上,开辟多种平等对话渠道与协商机制;政府应用市场的手段调动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构建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沟通平台,构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作为分析依据,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问题的原因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历史较短、责任主体层次单一、履行责任动力不足、缺少文化根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缺失、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企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应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加强社会责任分类指导等。     

从政府—社会—公民关系看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推进,是在社会管理基础上强调管理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期,面对新的形势,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政府、社会、公民三者治理的有效衔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制度建设,保证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制度研究——基于政府社会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面临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难题,是关系人类最基本需求的供给和保障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食品安全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各国都采取相应的措施试图有效控制食品安全问题,但效果有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要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进行转变。处理好食品安全问题,健全食品安全警示制度也需要从社会治理的理念出发,实现制度的价值。     

农民工应对社会风险的对策分析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从政策运用评估方法考量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结论来看,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     

社会性别视角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政策之比较

性别问题曾经是内地与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中易被忽视的政策＂盲区＂之一。内地与香港尽管在社会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女性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地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制订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盲点＂却成为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政策不能满足性别利益需求的共同制度缺陷。这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盲区＂,无疑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从两性平等的角度出发,反对性别歧视,倡导针对女性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建设,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应成为今后两地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论社会公正及政府对策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公正政策的公正导向,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公正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西方国家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若干经验和教训

西方国家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建设、制度调整以及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延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我国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民生保障为基础的、以共同价值观和善的理念为核心的共同体。因此,从民生建设到道德体系的提升过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目前以民生为核心的社会体制建设,仅仅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初步阶段。在建构民生体系时,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在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和管理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文化创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保补贴:扩大社会养老覆盖面的重要途径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叠加速度发展,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参保人口比重增长低于退休人口,基金积累的长期趋势极不乐观,社会养老基金严重短缺,按照现行养老制度很难走出困境.解决社会养老基金短缺的出路在于从全局出发,采取正确政策,改变传统筹资模式,建立参保补贴制度,提高社会养老制度公信力和吸引力,有效扩大社会养老参保覆盖面,充分发挥大数法则的作用,改变"抱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局面,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机遇期,快速扩大社会养老基金积累规模,奠定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物质基础.     

论社会公正及政府对策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公正政策的公正导向,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公正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简

本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说明了从传统的、维稳取向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合理性;从社会工作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治理的逻辑结构：理念上的源头治理-主体上的系统治理-机制上的综合治理和原则上的依法治理,据此指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层面;总结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服务性特点,并将社会工作参与治理概括为基础-服务型治理;认为社会治理创新首先是政府理念的创新,社会工作群体则应该通过有效服务和政策倡导来增强自己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和善治。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共治、责任机制与农产品治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治理难,仅仅依靠加强政府监管难以提高治理成效。社会共治是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的有效方式,如何建立社会共治下的责任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共治各责任主体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责任主体都能有序参与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选取唐人神集团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共治的责任主体能够通过责任机制提高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实效。社会共治责任机制可以分为责任分工机制、责任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责任监管机制,这四种机制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元主体责任机制治理网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进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