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拓展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内容,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近几年工作的重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集中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分散性公共利益的"四大"领域,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不在其列。特定群体权益多属个人利益,常借助行政执法与私益诉讼进行维护。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大量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内的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实证分析得知,这类检察公益诉讼多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或者以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方式结案,即便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多属代位诉讼而非典型公益诉讼。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2021年12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也增加了"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解释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类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分歧,文章分析了妇女权益在个人权益属性基础之外,对其进行保障还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秩序性的特征。传统法律倾向用已婚妇女、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未婚妇女等以社会属性为标准来划分妇女权益的种类,致使妇女权益必然深植于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很难得到充分保障。积极保障妇女权益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属性。当妇女的个体权益受损时往往也存在系统性妇女权益受损的情形,因此对妇女权益保护具有"公共"属性。我国妇女权益保障体系独具特色,相关立法体系较完备,但立法内容的滞后和疏漏在所难免;多元执法体系中的执法协同机制不健全、偏向于预防机制、处置手段缺乏强制性;保障妇女权益的刑事、民事救济机制还需提高质效。综上,文章指出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内检察公益诉讼机制嵌入现行多元执法、救济机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鉴于司法力量的有限性,行政检察(包括公益诉讼检察)力量介入妇女权益保障可分为三种形式。通过研判相关刑事案件,剖析潜在的或已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并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手段进行监督。在刑事手段、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公益诉讼手段之间,应当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已造成妇女权益受侵害而未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案件可以采取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手段;但案件符合公益诉讼成案标准的,方可提起公益诉讼。     

从妇女权益保护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当前，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整个妇女群体的个体权利保护能力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和立法、执法中的障碍，是影响妇女权益保护的主要问题。但对上述问题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体系又未能涵盖，因此，在妇女权益保护制度方面引入公益诉讼已成为必要。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尚是空缺，已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劳动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对劳动权维护的法律障碍进行了分析,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的立法,提出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特殊的公益诉讼制度对劳动权进行保护,并期望以公益诉讼唤起弱势群体的维权意识。     

论离婚案件中半流动家庭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我国半流动家庭的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待于通过完善立法和强化司法保护来加以解决。我们应当根据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和留守妇女权益保护的特殊性,认真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中有关妇女财产权益保障的相关内容,修订离婚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加强对留守妇女离婚案件的调解工作,以加大对离婚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责任探析

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地方政府职责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来说,保护妇女土地权益的具体职责应包括法律政策保障、民主环境优化、土地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供给、维权渠道救济等责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保护妇女土地权益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必须加以完善。     

公益诉讼检察抑或公益检察：一种非诉讼中心主义视角

公益检察是公益诉讼检察的上位概念，是检察机关跨越多个法律领域的法律监督实践，是法律监督职权在公益保护领域得以全面充分展开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根基。非诉讼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公益检察，强调诉讼作为检察公益保护的手段不具有唯一性与核心性，淡化公益诉讼检察蕴含的诉讼对抗色彩，更益于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保护法律制度框架下协力共进,达成多赢共赢的局面。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妇女维权的主体与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妇女维权的主体与方法鲜有研究,甚至错误地认为,似乎妇女维权就是妇联的事。但是,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国家、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及妇联等人民团体均是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主体,它们采用多元化的维权方法参与妇女维权的始终,并且使各种方法联系密切,互相配合,取长补短,从而实现妇女权益保障的最大化。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集团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现代的消费市场,因消费纠纷而涉及诉讼的,大多数属于集团诉讼,依据我国大陆(下称大陆)现行法律,消费者维权方面出现了立法上的不足,难以落实对消费权益的保护。通过引述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的框架及其内涵,分析了该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维权制度,且表述该制度对消费者的意义。通过论证认为,我国大陆有必要构建消费集团诉讼。     

试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建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该制度必须界定清楚公益诉讼的概念,而且出于公益诉讼保护对象的特殊性考虑,在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提起主体方面应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我国建构公益诉讼制度定会遇到很多障碍,克服此障碍应该在法律授权、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及公益诉讼费用改革等方面上做出努力。     

论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权力基础

虽然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相关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性是争议焦点问题之一.不少学者基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我国的制度架构,认为检察机关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但是,从检察权的权力内涵、权力性质和功能预期上考察,它保护社会公益的属性为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形成了正当性基础.并且,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在陆续试点的环保法庭司法创新实践中得到肯定.     

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是行政诉讼立法的重要原则——关于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须作出适当修改,在修法过程中应贯彻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的首要目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和行政诉讼救济范围,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论儿童、家庭和国家之关系

儿童,首先是独立的人,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是家庭、社会中的平等成员,其次才是父母的孩子.对儿童而言,父母、家庭、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最重要任务是为儿童提供能使其成长为具有自决自治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各方主体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应以优先保护儿童利益为原则,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不损害儿童权益为底线.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最普遍的成功经验.在近现代社会,父母权利的基础和依据就是他们是最适合照顾自己孩子之人;或者可以说,父母是一种“公益岗位”,赋予资格就是为了抚养教育子女成年.国家立法不仅确认父母、家庭承担抚养教育儿童的责任,而且监督父母履行义务.儿童享有获得政府保护、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权利.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为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保障儿童权益之明显不足,我国立法应当细化监护人的选任和改定,完善监护制度;增设儿童抚养费给付垫付制;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使所有儿童均享有适当抚养和教育,优先照护;建立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开放保护儿童利益的公益诉讼.     

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法理与规则分析

原告资格制度不健全、诉讼效益不经济和举证责任不均衡等是我国传统消费者诉讼暴露出的问题,这导致诉讼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收效甚微。构建科学合理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对传统诉讼中的原告资格、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和诉讼激约机制等进行适当变革,才是出路。     

诉讼担当的理论推演与现实环境

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相统一是民事诉讼的理想格局,但新的民事主体和实体权利随社会发展不断产生,使两者之间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诉讼担当既保护了既有实体权利,又为新的实体权利的生成乃至最终为立法所确认奠定了条件。但是,诉讼担当双重功能的发挥存在环境制约因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就因运行环境不佳导致在解决群体纠纷时的作用有限。强化群体纠纷替代解决方式的建设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不能忽视代表人诉讼运行的环境建设,对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而言两者都不可或缺。     

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

劳动基准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最低劳动权利、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我国对于劳动基准实施艰难的现状表明,通过传统诉讼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基准纠纷,而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呼唤着将公益诉讼程序导入到劳动基准纠纷的解决过程。我们应当构建完善的劳动基准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从而维护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权利。     

流氓软件问题的法律规制

规制流氓软件应该在确保网络用户合法权益得以保护与软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土，以技术中立原则为指导。在民事立法土确立网络用户隐私权、个人信息财产权、私有虚拟空间财产权和信息自由制度；在程序法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行政法土制定反流氓软件的专门法律和个人信息安全法；并通过修改刑法使得除关系到国家、国防和尖端科技安全之外的其他计算机系统也能够确保安全。     

大学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学校与学生的管理法律关系维度

中国语境下大学自治的内涵是依法自主办学.大学自治制度框架中保障个体权益的规则缺失使个体权益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救济.目前在为个体权益受到侵害提供救济的几种方式中,行政诉讼是最优的选择.司法干预应有度;自治之生长是为个体权益提供救济的另一途径.     

关于在妇女法中强化妇联组织的职能和作用

实践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提高妇女地位、确认和保护妇女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法对妇联组织在国家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的定位不清,职能不明,没有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妇女法修改中,强化妇联组织的职能和作用,促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兼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农民工问题根植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制度的粗疏甚至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保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制度变革以实现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思路,但在强调制度变革必要性的同时,应对制度变革所需要的其他法律制度的支撑、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等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以避免走入单纯强调制度变革的误区。为此,农民工权益的维护理应选择一条制度与观念并进、立法与执法并重的路径,而在具体层面上则可以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多组织参与,同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渐进变革的方法,以实现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解决。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向生态保护——人类中心主义的刑法观念转变,体现了目前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发展的态势。我国在环境犯罪方面的规定过于狭窄,在保护传统法益的同时对于环境法益的侵害的保护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对环境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