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孙中山在宁波的讲词

近日偶见孙中山先生一九一六年在宁波发表的一篇讲演记录稿。现把这篇散佚在孙中山著作演讲集之外的讲词介绍出来,供研究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思想时参考。《讲词》的内容如下: “今兄弟之最希望于宁波者,在于实行地方自治。盖政治与社会有相互之关系,而政治之良否?必导源于社会。欲社会之进步而实行地方自治,犹如造屋之必先奠基础,地方自治,即为社会之基础。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材,均具有此项资格也。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兴实业:宁波地     

苏《远东问题》杂志发表孙中山的电报和书信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5年第2期发表了几篇孙中山的电报和书信,并赋题为"孙逸仙——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家、苏联人民的朋友".其中有3篇致加拉罕的电文或信件是《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文献著作中均未全文收录的.《远东问题》杂志全文发表的孙中山致加拉罕的电文如下:1923年9月16日阁下对余在新俄国牢固友谊之高度评价,余深     

宋嘉树:为女儿宋庆龄的婚事而折腰

正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可以说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伟大而瑰丽的婚姻之一。熟悉这段关系的学者都知道,当时,这段婚姻不仅受到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的反对,而且受到宋庆龄父母的反对,一些据此演绎出来的小说、电影以至传记更将此描述得有声有色。其实,关于宋庆龄父母反对其与孙中山的婚姻,有根据的可靠史料实在太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久保田文次教授所编的《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一书     

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有两篇论文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首次介绍,与史料有出入,现订正如下。一是丁守和同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在中文报刊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字的,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它发表的《大同学》一文就曾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笔者注:《万国公报》原文是“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原文是“客”)思,主(缺“于”字)资本者也。’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二是胡培兆、林圃同志《〈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文提到     

《瞿振汉起义事略》考辨

瞿振汉领导的温,台红巾军,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浙江省第一支与太平军取得直接联系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不但提出了“除凶暴,护善良;散有余,补不足”,“洗变夏为夷之耻”这样一些反对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口号,而且看到了当时“番酋猖獗”,“纵鲸吞之恶势”的严峻国际形势,提出了“扫江海之烟氛,开通商道”这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正义呼声。这次起义尽管范围不大,时间不长,但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发表了周起渭先生的《瞿振汉起义事略》一文(以下简称《事略》),……以乐清人谈乐清事,颇引起史学界重视。但据我们掌握的史料(8件清方的档案,164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文字记载,以及对67人的调查访问记录,辑为《瞿振汉起义档案史料汇编》,未刊,以下引用时,简称《档案史料汇编》,或只标出篇名,人名,不再加具体说明)校核,发现其失实之处甚多。1965年我们就写出了这篇《考辨》,观在择要发表,以期辨明史实。其不当之处,请专家,读者指正。     

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

<正>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于建立革命政权这一重大问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成立的初期,就把它提上议事日程。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曾就武装起义成功后应该建立怎样的组织机构,采取怎样的政策进行研讨,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十一个文件,准备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使用。《军政府宣言》对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分别作了解释。在“建立民国”一条下,它说:“今者由国民革命,     

西施故里辨析

西施是浙江诸暨苎萝村人。但近年却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考证“西施出萧山”。本文就西施故里问题加以辨析,提出商榷。一、西施故乡在诸暨据笔者所见,直接声明西施出诸暨的书籍足有上百种。这里略举唐朝以前的六条史料:1.唐高祖时编纂的《艺文类聚》引《越绝》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2.宋《太平御览》引南朝刘宋孔灵符《会稽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又云:“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石”;3.南朝梁陈之际顾野王《舆地志》:“诸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

世传章悖所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一语,并不见于宋人所记的有关原始史料,仅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最早将此语及其关联史事演绎为历史场景,后被清人《续资治通鉴》所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使得相关观念一直流传至今,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     

人化自然和认识对象——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所注页码均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本)中提出了关于“人化的自然”的思想,这不仅一直为美学研究者所重视,而且也开始为哲学研究者所重视。但是,现在有一种看法,比如赖金良同志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认识对象的生成和发展》和《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发表的《“人化的自然”是认识的最终源泉》这两篇文章(以下简称赖文)中提出,认识对象只能是现实的感性世界,即“人化的自然”,而不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整个外部自然界,并且似乎认为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观点。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究竟什么叫“人化的自然”?翻开《手稿》,我们可以读到:“因为不仅是五官感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问题的看法——兼与刘梦溪、魏理同志商榷

去年《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刘梦溪同志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一文。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魏理同志在这个刊物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学的发展》一文。对刘梦溪同志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遗产(原著)和文艺科学的体系(原理)相比较,否则就是“用我们设计好的文艺理论体系去要求马列主义所没有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遗产有自己的体系,进而断言马克思主     

苏刊发表署名文章介绍林伯渠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3年第1期刊载了M.尤里耶夫教授写的一篇介绍我国革命先辈林伯渠的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杰出活动家林伯渠》。文章指出,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孙中山的一个信徒到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从反君主专制秘密组织的一名成员到成为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林伯渠所走过的光荣的生活道路。     

清代浙东学术研究的新篇章——《万斯同年谱》评介

在浙东学术研究这块尚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上,原浙大国史教授陈训慈先生(1901-1991)不愧为识途老马。他早在1931年就发表了《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一文,纵论“学风递嬗”、“渊深流长”之浙东史学。近来,他与宁波大学副教授方祖猷先生通力合著的《万斯同年谱》,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氏年谱,     

论《留书》

数年以前,一度失传的黄宗羲《留书》残本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由吴光先生发现了。之后, 骆兆平先生在宁波天一阁也发现了完整的清抄本。《留书》是由“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构成的,一共有五千字左右。和黄宗羲的好多著作相比,是很简单的。但是,这本书的发现使我们对黄宗羲的评价要有所变化,而这无疑会在今后的思想史或者史学史上增写新的一页。因为黄宗羲在该书里表露了他在其他的著作中从未有过的民族感情。去年秋天,我有机会到太原去,在各位先生的协助下看到了山西省文物局收藏的又一个《留书》的清     

论康有为1888年上书

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 0 0 2年第 4期发表的《1 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 (以下简称《探微》) ,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 ,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 ,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 ,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一《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① 和《康有为事实》② 中的观点 :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 ,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 1 898年 …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上)

《红楼梦》究竟是曹雪芹独自一人所创作,还是像书中所说是在“石兄”的旧稿基础之上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形成？ 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长期困扰红学界的学术问题,运用曹家史料、脂砚斋批语、畸笏批语等翔实可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原作者在辈份、年龄、阅历上均不相吻合,因而《红楼梦》应当是原作者和曹雪芹两人共同完成的优秀的文学巨著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下)

《红楼梦》究竟是曹雪芹独自一人所创作,还是像书中所说是在“石兄”的旧稿基础之上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形成?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长期困扰红学界的学术问题,运用曹家史料、脂砚斋批语、畸笏批语等翔实可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原作者在辈份、年龄、阅历上均不相吻合.因而,《红楼梦》应当是原作者和曹雪芹两人共同完成的优秀的文学巨著.     

迎接缔约25周年展望日中关系未来

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原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日中条约”)的原点 ,存在于 1 972年 9月 2 9日在北京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第一 ,《日中联合声明》第八款载明 :“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基于这一共识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1 974年 1月访华时提议开始进行缔约谈判。这一谈判于 1 978年 8月 1 2日在北京达成协议 ,同日签署了日中条约。第二 ,日中条约在其前言载明 :“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联合声明所…     

苏俄与19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英文)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外交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对国民党实施分化,企图在国民党内造就一支亲俄的政治力量。其具体做法是在国民党内划分政治派别并加强其“左”的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的是英美式的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执两用中,维持了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信以传信 疑以传疑——辞书编修之我见

《辞海》(1979年版)前言云:“《辞海》是一部综合性辞书,编纂和使用时间较长,内容要求稳定。因此,……对学术问题,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或有争议者,则作客观介绍、概括叙述,或仅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尽量避免给读者以片面的或者错误的知识。”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辞海》编辑委员会所制定的这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编修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辞海》的个别编辑同志在某些词条的编订上是与其宗旨相悖的,兹举两例,试言其详。     

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二十世纪是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设立了“本期学术人物”栏目,意在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些对二十世纪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国际学术人物。 本期介绍的大卫·霍伊教授系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他的The 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中译本译作《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一书早已被中国读者所熟悉。近年来,他一致致力于福柯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积极参与当代西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对话和讨论。他发展了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霍伊教授是个善于思索、勤于笔耕的思想家,继《批判的循环》之后,他于1994年又出版了《批判的理论》一书,目前正在撰写另一本定名为《批判的抵抗》的著作。本期所发表的《批判的抵抗——福柯与布尔迪厄》一文便是该书的一部分,应本刊编辑部之邀,特意寄来先期在本刊发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也是霍伊很有代表性的二篇文章。加上编辑部特邀专家撰写的《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霍伊是一位批判意识、参与意识很强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他看作是一位“批判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