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禁奢思想及实践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地方士绅的高度重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阐发禁奢思想,采取禁奢措施,意图革除民间奢侈风气.对于倡导禁奢的士绅们来说,禁止奢侈风气中的僭越行为,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是其目标.不同于官方禁奢令,士绅比官员更注重儒家礼仪的可操作性,他们试图将社会儒家礼仪与民间社会生活方式协调统一起来,并通过约束自我、家庭、宗族等方式,革除民间奢侈僭越的习俗.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士绅的禁奢活动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逐渐流行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官府和士绅的高度重视，促使他们积极从事革除奢侈风气的努力。对于官府禁令来说，禁止奢侈风气中的僭越，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是其主要目标，而士绅的改革而言，他们期望直接面对庶民大众，他们的禁奢是从自我到宗族乡村的过程。官方和士绅的作用往往是交互的。     

清代南京救生事业初探

嘉庆年间,南京出现了由民间士绅创办的救生局来负责江面救生。同治四年,在官方扶持下,士绅主持的救生局再次恢复运作。救生局组织结构上有董事、司事、红船水手、管账会计等人员构成。救生局处理工作主要包括规范江面船户运营行为、江河救生、掩埋无名的倒斃浮尸等。救生局经费主要源自洲产田产、房产经营、余银发典以及上新河木捐。     

国际宣传处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际宣传处因时成立,并积极开展以舆论宣传为主的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代禁约与地方社会——以山西高平禁约碑为中心

禁约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活动并议定处罚的强制性规约,它体现了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的结合。山西高平地区存有大量清代禁约碑,根据倡导的主体力量分类,形成以地方官府为主导的保护农桑禁约、以地方官府和村社共同倡导的净化风气禁约以及以村社为主导的维护风水环境禁约。官方与村社配合,制定了一系列禁桑羊、禁赌博、禁开矿等细则及惩罚措施,对农桑蚕业进行了保护,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整治,并对亵渎庙宇及开窑盗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禁约的制定与施行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有效互动。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

对夜晚时间的管理,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古代民众"日入而患"的时间安排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也是古代官方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产物.官方和士绅通过传统的礼法,包括各种律令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惩戒和劝谕,形成民众对这种夜晚时间安排的认同.而元夜不宵禁,正是对这种刻板生活的一种补充,通过表面上的"脱序"与"越轨",来释放平常积郁于底层的民间活力.     

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

缠足陋俗在中国沿袭久远,影响甚深。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缠足陋俗也发生了相应改变。这些变化肇始于来华传教士的努力,他们不仅大力进行反缠足舆论宣传,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于实践。虽说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观上是为其传教活动服务,有其局限性;然而客观上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推动了近代反缠足运动的开展。     

南宋湖南地区仓储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仓储是防灾救灾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亦然。有关宋代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丰,但这些成果主要注重于宏观和整体的把握,对区域性的研究则略嫌不足。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南宋时期湖南境内的仓储制度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南宋湖南仓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仓种的性质看,有官办的国家仓储;官督民办的地方仓储和由士绅出资以赡济族人或乡里的民间仓储三种。(2)从时间来看,国家仓储主要形成于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往往被侵夺,救灾效果有限,而地方仓储和民间仓储则主要形成于南宋时期。(3)从经费来源来看,国家仓储是由国家拨款,而地方仓储多是节缩地方官之公费,加上地方自筹和士绅出资。(4)从赈济方式来看,无偿赈给较少见,主要是以赈粜和赈贷形式出现,最常见的是赈粜。(5)从施救主体来看,宋政府依然是灾荒救济的主体,但到南宋中后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灾荒救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填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救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模式。     

从叙事特征看民间牌坊的功能指向——以江西奉新县"济美牌坊"为例

作为一种曾广布于民间的纪念性建筑,以功德坊、贞节坊为主的,民间牌坊在明清以后须经官方批准而由家族自行修建,这就决定了民间牌坊要以文字、图像乃至整座建筑承担起旌表人物、道德宣传和展示家族荣耀的多重功能.牌坊叙事系统的程式化特征,并不妨碍上述功能的实现,并在当时的语境下有着丰富的民间解读,体现着民间牌坊以旌表家族荣耀为核心的功能指向.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双管齐下、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中缅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而这些社团的半官方色彩,又使其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颇具特色。     

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京津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历史上水旱灾害非常严重,如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1917年以京畿为主的水旱灾、1920年的华北五省旱灾、1924年以直隶为主的水灾、1928~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旱。1931年后直至1935年本区域又是连年水灾。灾荒年份,受害最深的是老弱妇孺,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与贫苦儿童。在此期间,官方救济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均致力于对妇女儿童的救助。一、官方和民间的临时留养首先,官方严禁拐卖妇女儿童。1917年京畿水灾督办处先是发布告示,严禁出卖幼孩,并要求直隶各县官署先行垫款免费收养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俟后由督…     

客家移民台湾的历史记忆

本文从官方文献、民间记述以及口头传说等方面,分析清代客家人移民台湾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并把它们都视为社会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就客家人移民台湾而言,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明显不同。统治者关心的是社会治乱,因此在官方文人的笔下,客家人被描述成社会边缘人群。而民间资料则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画卷。客家人的民间故事保留着老百姓的记忆,但它们不是客观地呈现历史,而是在原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资料,都有“记忆”和“失忆”两个方面。善用这些资料,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客家人迁移台湾以及他们在台湾的历史文化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民间庙会的"非遗"保护与开发规范

庙会从管理主体上可以分为民间庙会和官方庙会.民间庙会是指由民间信众自发组织、管理的庙会形式.民间庙会相对于官方庙会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民间庙会是民间思想的集散地,象征地表达着传统的乡村秩序;民间庙会是民间文化表演的大舞台,庙会中交汇着民间游艺民俗、城乡商品交易、各种小吃,展演着民间文艺最精良悠久的剧目、曲艺和手工艺品;民间庙会是中国农耕民众的狂欢节,内涵着"众生平等"的意识和"人心向善"的道德情怀.庙会是历史与现代、机器与手工、物质的与精神的交汇、聚合、展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活化保护和适时发展!无以数计的民间庙会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了机遇和广阔前景.开发中必须统筹规划,做到制度规范,责任落实,活态保护.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试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法律人角色

在传统社会,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和实力阶层,在地方社会民间法的创制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尽管士绅的法律人角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节省了国家的法律成本(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在强大的专制王权之下地方民众具有借助民间法实现一定自治的能力.     

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汉代以来,寒食节或禁而不止,或昌盛于世,或不禁而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寒食节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从寒食节的兴衰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     

论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

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以乡绅为主体,究其原因,主要与乡绅强烈的济事观和经济实力,以及灾荒时的非常状况、客观形势有关。民间救济的特点表现为乡绅成为衔接官方、江南义绅及民众的桥梁;施赈手段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救济程度的区域差异性;救济范围以亲族和邻里乡村为主。以乡绅为主体的民间救济在维持灾时地方秩序的正常运行上功不可没,但相对于沿海地区,河南民间力量则相对薄弱,在灾时作用有限。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