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群己和谐的功利主义思想

西方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戊戌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没有生成如西方功利主义那样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而是产生了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主义。形成此种功利主义思想的成因有两个：一方面,进化论思想的理论预设使得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成为可能,它肯定了个体利益追求的可能性,为“进步”提供了衡量的标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思想预设又使得功利主义并没有走向个人主义,但也没有完全走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在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上找到了平衡点。     

功利与自由:密尔道德权利理论的旨趣依归

在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关于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对功利与权利的道德诉求,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密尔的权利理论主张人拥有受尊重的一些权利,这种主张常常与义务论道德理论架构相关联,从而背离了其所致力于阐述和辩护的功利主义精神;二是密尔功利主义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为最终原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他人正当权利的侵犯,从而导致密尔功利主义在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张力。事实上,密尔功利主义理论能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理论困境。他对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在理论上是融贯一致的,其道德权利理论采纳的是一种依照道德常识的,以功利和自由为旨趣依归的间接功利主义。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梁启超对功利主义学说的"转化"与"调适"及其原因

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传入中国大多发生了"转变"和"调适".梁启超的功利观就是一种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观,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梁的功利观中明显强调"集体利益",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现,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观不同.粱启超功利观的这种转变和调适的原因,既有其受日本相关学说及西方学者对边沁功利学说修正的影响,又有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功利观"的影响.     

论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在哲学基础、道德评价标准、人民利益原则、功利与正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前者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后者把动机与效果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效果是评判行为好坏的唯一根据;前者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后者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认为个人利益是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前者强调功利与正义的统一,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功利的保障,正义是终极目标,后者认为功利与正义截然对立,功利是终极目标,正义只是功利的副产品。     

试论约翰·穆勒的国际关系思想

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约翰·穆勒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同时又对功利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进行修正,由此成为自由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分水岭式的思想家。穆勒从个人自由出发,以从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所推导出的道德规范为指导,提出了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间关系的若干原则。总体上来说,穆勒的国际关系思想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特征,同时又表现出不同于同一时期“放任”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无论是他的“不干涉”思想还是“和平主义”观念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二元论倾向。     

墨家功利观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比较

墨家的功利观与西方功利主义虽然有相似之处,但还是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墨家的功利观根植于代表整体性道德的“天志”,而西方功利主义的根据是基于个体的自然人性论。由这种内在的差异导致二者在功利价值的取向、选择、判断上的一系列差异,并外在表现为整体与个体、禁欲与享乐、兼士人格与自由享乐的不同。     

浅析梁启超功利主义伦理观对边沁功利观的扬弃

20世纪初,正值近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作为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许多观念都带上了西方观念的色彩,他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边沁的影响,即重视“利己”,并强调在“利群”之上的“利己”。但同时,梁启超又不是全盘接受边沁思想,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在借鉴西方另一功利主义代表穆勒和日本加藤弘之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以“爱他心”为基础,把利己与利群相统一起来。     

密尔功利主义与正义、自由思想关系的探析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功利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等权利相结合。道德权利在其功利主义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重新阐释,说明他的道德权利是跟功利相互容纳的。首先通过论述密尔的正义观与自由观,阐明了其功利主义理论中权利,特别是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重新阐释,说明其道德理论本身是容纳和保护权利的。     

试论道德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和道德法则的回归

道德功利主义作为道德推理的重要原则,是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推理出道德行为成其为道德的原则是该行为促进了人类的幸福。道德功利主义立足于人类世界,构建了一个现实的道德推理,但它机械唯物主义的唯功利论往往导致正义的丧失和个人权利的被侵犯。如何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道德哲学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课题。     

多元利益诉求下的信任危机——西方"代表制"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代表制正在遭遇信任危机,代表不一定由多数选民产生以及代表在多元利益诉求中无所适从的尴尬,使其饱受批评。困境产生的原因首先是,高涨的个人权利意识和平权观念,唤醒了公民“在场”和“出场”的原教旨民主情绪,激活了代表观念的内在悖论;使局面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来自话语的迷惑,在同一性“代表”的语词背后,暗藏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偏好。克服困境的突破点或许在于以公民美德促成协商政治。     

审美与功利的对峙与互补——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的文学价值取向

从文学价值与功能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包含了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两种观点。“功利”与“非功利”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以“文学有用抑或无用”的方式提问，我们必须回答，文学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文学都是有“功利”的。而“功利”与“非功...     

毛泽东: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与成熟

尽管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全部来源于苏联教科书的中译本,但是,那种认为其“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必然受到实证主义、二元论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判断,则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是从“通变”的视角来解读辩证唯物主义的,并从经典的中国经验中获得灵感。在这一解读过程中,一种中国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最终产生,这就是具有独特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更接近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这种与“通变”相互关联的反映论观念,是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译化语言所构成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     

休谟道德“功利”思想的再认识

休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在他研究真理问题提出的。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去研究真理,其原因就在于真理具有某种功利性(Utility)价值。同样的,人们去研究善也在于善具有某种功利性。这样,他就将功利主义思想同道德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价值伦理学思想。因此,如果将休谟的功利思想仅仅理解为利己主义庸俗的伦理思想,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如果将其理解为单一的伦理方法,这种认识肯定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如果这样来理解休谟功利主义思想,我们就很难理解休谟对于后来西方伦理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     

功利何以容纳正义——解读密尔《功利主义》中功利与正义的关系

文章在研究密尔的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正义一直都是一个被人们广泛争论的话题。由于功利主义的先驱所建立的功利系统的不完善而招致了人们对功利主义的诘难,密尔在修正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观。     

德沃金权利理论述评

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美国法哲学家德沃金在批判法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利是政治王牌”的反功利主义概念,并明确了“平等关心与尊重的权利”的基础权利地位。罗尔夫·赛多利斯经分析后指出“平等关心”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内涵。德沃金对此并不否认,甚至为功利主义进行了辩护。这一吊诡现象展现了“平等关心”与“平等尊重”的内在张力、权利与功利主义的复杂关系。经分析可知：“平等关心”和“平等尊重”的冲突并不是德沃金权利理论自身的逻辑缺陷,而是彼此冲突的直觉在该理论上的反映。另外,基于功利主义的强大解释力,权利必须在与功利主义相对照的语境中界定自身,这是包括德沃金在内的西方权利理论无法超越的必然限度。     

论诚实信用原则——以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新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诚信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友好待人,从而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中国新的合同法已经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的原则并规定了一系列适用规则。这表明我国的合同法已经向现代法律理念靠拢。本文讨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和特征,相信这个原则可以根本改善现行司法,并扩大法官权利使他们更独立和自由地行为。“诚信和正义”是这一原则的升华和最高理想,它应该被运用到民事司法实践中。“安全”是诚实信用的一个重要价值,本文拟以安全为价值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新的分析。     

明清之际世俗功利价值观的盛行及其意义

明清之际是一个功利主义昂扬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逐利之风 ,世俗功利价值观得到空前的张扬。不仅在商人中间 ,而且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一种视功利为衡量价值的惟一尺度的价值标准。拜金主义是世俗功利价值观的极端形式。这时期拜金主义的高涨是人们的功利意识觉醒和解放的标志。明清之际的人并没有完全走向非道德主义 ,但他们讲究的是道德功利主义。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对世俗功利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论证和阐扬。由于它作为一种价值观 ,能够为经济的成长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因而具有现代意义     

古典新闻自由概念的生成历程

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和法制观念,深刻影响了古典新闻自由的诉求。神学阶段的基督教神学和报刊集权主义理论极大限制了古典新闻自由的发展;自然权利学阶段的天赋权利学说、法哲学阶段的法制理论和主权在民思想、功利主义阶段的功利原则和反对多数人意见专政的思想,既丰富了古典新闻自由的内涵,又赋予了古典新闻自由现实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