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朱陆学术考辨五种

采熹、陆九渊学术异同问题，自南宋鹅湖之会以迄明清时代一直论辩不休。主要著作有五种：程敏政的《道一编》、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陈建的《学通辩》、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郑之侨的《鹅湖讲学会编》。兹为考辨，以明终始。     

朱子太极思想发微

陈荣捷曾与日本学者辩论太极观念对于朱子理论体系是否为不可无,本文呼应、接续了陈文。文章首先分析了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说,提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其次,作者考察了朱子太极思想与邵雍、张载的关联,指出《易学启蒙》明显采用了邵雍之说,论文还分析了朱子关于太极是气的一条语录,指出其与张载对《易传》"参两"思想阐释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旨在加深对于朱子太极思想来源复杂性的认识。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

从实践论的角度,对致良知学说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与致良知.王阳明到晚年才提出致良知说,被他的门人奉为晚年的亲切教训,致良知的提出标明阳明心学已完全成熟,臻于化境.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浅析清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李绂

李绂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儒臣,除一生致力于政治外,于传统学术亦用功较深,著有《穆堂初稿》、《穆堂别稿》、《陆子学谱》、《陆子年谱》、《朱子晚年全论》、《朱子不惑录》、《阳明学录》等书,学术事功双峰并峙。尤其是在陆王学术方面,颇有见地。钱穆先生曾评价李绂说“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也”。为陆王学术争正统作出了巨大贡献。     

朱子 《 孝经刊误》析论

《 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 《 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 《 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 《 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 《 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 《 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 《 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 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 《 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们用力最深的文本之一。专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大学》改本,主张"新民"说,并以"本末"论来阐述"明新"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力主"亲民"说,并提出"明亲合一"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大学》改本和"新民"说,同时运用"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明亲合一"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论。由此可见,同一文本因学者自身的时代问题意识及其学术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不同解读,借此也说明经典文本本身丰富的、开放的义理诠释空间,以及儒家学说所具有的"学随世变"的生命力和创发力。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