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

本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进行了再次探讨,认为汉二年时,萧何并未制定汉律,而《二年律令》中诸律如:《贼律》、《置吏律》、《行书律》、《金布律》、《史律》、《傅律》等律的颁行年代也均不为汉二年,因此推断《二年律令》中的“二年”当为吕后二年。     

徐州名人录之三:萧何

萧何,公元前257年出生,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随同刘邦起兵,为沛丞。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忙于接收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被封为汉王后,萧何劝说刘邦以巴蜀为基地,与民休息,招纳贤才,然后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并推荐韩信为大将军。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他侍从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屡遭挫败,失军亡众,军无现粮,萧何及时调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     

萧何九章皆沿秦律而来

读汉史者,皆知汉高祖刘邦初入关时,“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不过,这次的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性的措施,不久,即命萧何等制定新的法令,《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下》说: 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同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也说: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     

“共同富裕促进法”立法研究

由于现有法律存在供给不足、目标缺失、协调性差的缺陷，“共同富裕促进法”的制定具有必要性。基于立法积累、立法时机、立法参与以及立法意愿方面的分析，“共同富裕促进法”的制定具有可行性。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的收益分配权均衡性特征及现有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差异性特征，应凭依经济法治理论指导“共同富裕促进法”的制定。“共同富裕促进法”作为促进型经济法，本质上更接近于法典化的经济法总则，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应采用“目标-手段”的整合式立法模式，而非单个问题解决型的综合式立法模式。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工资与收入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是主要的促进手段。作为核心手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法律制度应依税法规范的二元区分法进行立法并完善，从而切实发挥“共同富裕促进法”的统筹、引领与整合作用。     

《〈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评介

杜建录先生撰写的《（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是以《天盛律令》为中心,结合汉文资料、其他西夏文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法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力作。该书把西夏立法中的种种现象放入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读者对西夏法制的理解更加深入;并与唐、宋律相关照,揭示了《天盛律令》的独特本质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特殊地位。     

我国行政立法框架结构初探

行政立法是有权的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的、针对行政管理诸领域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活动，行政立法具有行政性、立法性两大特征。     

制定“政党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政党法,只是在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部分对我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有必要制定中国政党法,以依法规范政党活动,促进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时,我国制定政党法的主客观条件已基本具备,具有进行立法的可能性。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主体性的道德哲学──论康德伦理学的特征及其意义

康德在其哲学体系中，严密地论证了其道德思想；提出了道德律令，以人为道德活动的核心，将知、情、意三者合为一体，一改传统道德哲学的旧貌。     

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调解法"立法经验,选择"调解法""仲裁法""审判法"分离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民间"调解法"。中国统一民间"调解法"的制定要解决立法目标、特有原则、调解机构和调解员、调解协议效力、民间调解法与司法调解法关系等问题。     

大湾区立法进路下的法理学思辨与定位

大湾区的法制建设是实现其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立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不能脱离坚实的法理基础。中国大湾区的法制建设环境面临着整合式的经济发展背景，而粤港澳大湾区所属的法域地区还呈现出多维化态势。面对"纲领式立法论与详尽式立法论""顶层式立法论与平行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与程序式立法论"三组法理争辩，中国在对大湾区进行相应立法活动时应采用比较研究法：首先充分分析并借鉴域外湾区的立法理论及其所形成的湾区立法模式，而后得出"我国大湾区范围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应以纲领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为支撑，并将其作为规范出台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结论。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要采纳平行式立法论以尊重港澳两地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在浙江大湾区内要发挥顶层立法理论的优势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     

汉简“中劳”、“中功”考

汉简“中劳”、“中功”考余振波居延汉简中有许多下列形式的简文：肩水候官关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二负，长七尺五寸，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１３·７张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士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廿日……５７...     

GDPR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及批判——对立法域外影响力的分析

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数据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石性立法，推动了全球各国在数据隐私领域的立法趋同化现象，显著影响了国际数据规则的制定。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展现的欧盟立法域外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美国学者Bradford提出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即从“市场驱动”角度说明欧盟单边立法的域外影响力。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法律现象的真实成因，有必要从社会资本理论等综合视角下对该问题进行法社会学分析，以求全面地理解立法域外影响力是如何形成、传播进而推动国际的立法趋同化，从而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整体性地反思我国新时代的国家立法政策。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功能、困境及其突破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对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表达意见和诉求，进而影响立法结果的活动。它能够促进地方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和正义性。然而，实践中，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在参与主体、参与规则、参与保障机制等方面存有不足，影响了其功能的实现，可以通过塑造具有参与能力的理性参与主体、完善合理的参与规则体系、健全有效的参与保障机制等路径，突破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功能实现的困境，从而发挥其应有功能。     

蒙古族法制史概述

蒙古族法制史概述奇格蒙古民族是个法制民族，她自从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制定法律，依法治国。此后，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蒙古民族的法制建设不曾中断，其制定的法典律令对相邻近的游牧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民间广为流传。古代蒙古族的法制，按蒙...     

法律文本中“立法根据”条款的设置论析

立法根据是指立法主体制定某一具体部门法的根据或基础问题,包括立法的法律根据与立法的事实根据。法律文本中设置"立法根据"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立法的合法性、明确法的效力等级以及实现法的可操作性。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根据"条款的基础与依据在于实在法观念、立法体制状况以及立法权的来源。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在"立法根据"条款设置技术上存在位置设置不规范甚至缺失、语言表达以及逻辑等问题,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外层空间国内立法的趋势及中国的立法选择

外层空间国内立法的体例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确立外层空间活动基本法律制度的全面、统一的立法;二是规定外层空间活动管理机构或直接从事外空活动专门机构及其权限的特别立法;三是调整特定外层空间活动某些具体事项的专门法律;四是专为实施有关国际空间条约义务所设的国内立法。外层空间国内立法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管理、许可、登记、保护、责任和促进。中国应当制定全面、统一的空间活动管理法,确立空间活动管理的各项主要法律制度。     

法治视野下的“审计风暴”

审计作为一项稳定而长期的专门执法活动应该以相关法律为基础，以监管公共财政为目标，以透明度为基本要求，形成审计的良好氛围。为了推进审计法治，必须完善审计立法、推进“审务”公开、落实问责制度、强化监督制度以及改善审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