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进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地区差异性研究

文章运用熵权法的原理,拟建了技术创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1998～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影响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研究了影响该差异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跨越了门槛值因此表现为正向的促进关系,中、西部地区未跨越则表现为负向的溢出效应.     

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中国各省份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等因素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从全国层面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存量也能促进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其是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存量一定时,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变小.从区域层面看,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是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是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初级人力资本的负向外溢效应比较明显,中级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会阻碍产业转型,在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对产业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高级人力资本会显著促进各地区产业升级.     

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空间差异性影响研究

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要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效果;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体现了很强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部地区;扩张财政政策在中部效应显著,但在东部地区效果不明显,而在西部紧缩性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和民生建设的投入,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     

中国产业转移与扩散的测度与趋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1990～2011年分行业和区域的Ellision-Glaeser指数系统考察中国产业转移与扩散趋势的现实规律.结果表明,以2004年为界,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基本趋势.规模经济效应强,资本密集度高和技术含量丰富行业的产业集聚度持续提高,而消费导向性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从2002年开始最早出现扩散趋势.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仍然是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但近年来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等省份产业集聚度有所下降,中部省份和个别西部省份集聚度逐渐上升,部分行业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区域产业效应比较

 在具有总量效应的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产业效应方面各自表现如何？本文运用1990～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存在产业效应,而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均不理想,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并且,结合相关理论,文章从产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对实证结果予以分析,揭示出产业间在增量资本产出率和政府扶持力度以及区域间在银行集中度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实证结果的主要致因。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影响机制

文章对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效果。结果显示：（1）线性影响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并且二者的中介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3）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先增强而后又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持续增强。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基于我国第三产业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第三产业作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用空间统计方法测算第三产业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考察我国第三产业空间区位分布格局.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基本呈现出“东部高值集聚,西部低值集聚”的分布格局.此外我国第三产业不仅整体上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在三大地区内部也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长江、珠三角地区对东、中部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空间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空间影响程度较为微弱.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

文章在理论实践与证明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西部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简要分析,认为西部在第二产业方面要想和东部地区缩小差距是相当困难的,西部能够缩小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优路径就是使自身经济更开放,突破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建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体制.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研究——基于非稳定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

在区位优势理论以及成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扩展存量模型并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取决于FDI的集聚效应、投资成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情况以及相应配套基础设施的水平,并且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集聚效应对FDI的选择有明显的正效应.东部地区的优势决定了其依然是外资流入的热点地区,但是西部地区可以通过相应的扶持逐步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对我国居民总体消费量存在着财富效应,但这种影响却是极其微弱的;同时股票市场对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仅有东部地区存在着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中部与西部均不存在这种效应,最后本文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解释并根据我国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业关联、创新扩散研究

文章通过编制基于产业技术特征的7部门投入产出表,借助RAS对其调整,并引入R&D-flow矩阵,构建技术创新扩散矩阵,对我国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现状、特点及其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评价研究——基于西部与华北地区的比较分析

在界定＂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油气资源富集的8个省级地区进行分析,得出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的两个公共因子。对西部与华北地区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的运行能力进行了排序,发现中国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识别与检验

文章尝试运用波士顿矩阵和区位商方法识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需要进行产业转移的具体行业,并对识别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该识别方法具有有效性,且目前我国的区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全国范围内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即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正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价值链高端的产业仍向东部集中.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更适合作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     

FDI、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差异研究

文章根据1993～2007年中国东、中、西部29个省、市、自治区组成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异质协整和因果检验等方法检验了中国FDI、进出口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地区各因素与经济增长构成了良好的反馈效应;在中部地区,除FDI外,进出口贸易均是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还形成了稳定的反馈效应;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构成了FDI、进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而反馈效应仅出现在进口贸易上.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