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pposition of Wu Wan Schools and JiangFan’s evaluation on DaiZhen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论《汉学师承记》的“尊戴”思想

江藩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在《汉学师承记》中,他第一次流露出划分乾嘉汉学为吴、皖两派的思想。章太炎认为江氏在此书中对戴震多有批判之辞,存在“扬吴抑戴”的倾向。然而,通过考察该著中戴震、洪榜、孔广森的传文、《经师经义目录》之内容以及其中围绕《孟子字义疏证》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汉学师承记》确然体现着江藩较为明显的“尊戴”思想。     

论戴震的诗经学

戴震治诗时遵循“思无邪”宗旨,采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其说诗观点与《孔子诗论》相侔之处较多。戴震诗经学瑕瑜互见,客观性考证使其治诗态度较为公允,囿于传统使其治诗思想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大学校长的聚才之道——辛树帜与顾颉刚的交往及其启示

辛树帜是在西部两所“985”高校发展史上起过奠基作用的杰出校长.他与史学大师顾颉刚的终生友谊,体现了他的聚才之道:推诚相待,包容宽厚;创造条件,吸引人才;用事业凝聚和培养人才.这在今天不仅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而且为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戴震注《骚》的原则与特点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等官,为乾嘉时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数学家,精通音韵文字训治之学,于乾隆十七年写成《屈原赋注》传于世,其注《骚》之原则与特点颇为鲜明。本文分析论述了戴震注《骚》的原则及特点。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论戴震的治学方法

对研究对象分析至微,掌握其不易之则是戴震治学的基本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在多学科成就卓越.他的文字学研究采用本之六书、因声求义之法;他的经学研究走由词通道、求十分之见之路;他的水地研究以山水维系郡县;方志研究看重沿革和实用;测算、机械研究强调图文并重.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足以为各学科提供研究方法之借鉴.     

论戴震对“存理灭欲”的扬弃及其影响

南宋以降,程朱存理灭欲成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存理灭欲实质上是对人民生存权的扼杀,尤其对妇女的摧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戴震目睹社会现状,展开了对程朱伦理观的批判,提出理存于欲、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等新的伦理观,为平民阶层争取生存权,其伦理思想影响了如凌廷堪、俞正燮等后世学者。     

论戴震在地理学上的贡献

戴震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考据大师,他在哲学、声韵、训诂、天文、历算、制度、名物及地理沿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校勘《水经注》,撰写《水地记》,编纂《直隶河渠书》,编修《汾州府志》及《汾阳县志》,并提出较系统的修志理论,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论戴震治《诗》中的求是与求古 ——兼论吴皖学派分帜问题

就戴震治《诗》对以信古与求是作为标准划分学派这一问题作一爬梳。戴震 在治《诗》时不仅求是,而且求古;不仅信古,而且泥古。其求古为了求是,舍古无以为是 。而吴皖之分不妥的原因就在于其抹杀了是与古的联系,掩盖了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做出 了名不副实的学术分野。     

论戴震新义理学思想的启蒙理性

戴震的新义理学思想已不是传统理学的简单继承和延续,它是在对传统理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渗透着比较明显的具有近代特色的启蒙理性。戴震义理学思想的启蒙理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二是高扬民主、自由、平等精神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     

论戴震哲学的基本精神

本文通过对戴震哲学运思结构的具体剖析,说明批判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哲学始终,在自然现上,戴震批判虚构,力求实在;在认识论上,戴震批判虚冥,追求真理;在道德学说方面,他又批判虚伪,务求实情.戴震一生以批判的武器,展现了其实事求是的品格.在戴震哲学中,批判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合一的,批判的利刃拓展了实事求是的道路,实事求是的品格又磨砺了批判的锋芒.     

论戴震对扬雄《方言》的贡献

戴震以淡薄名利的心态精研《方言》。他首先针对洪迈《方言》非扬雄所作之说,一一加以辨驳,最终使扬雄为《方言》的著作者确立下来。有感于《方言》＂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戴震为《方言》订讹辨误、删衍补脱,并进一步疏证词条,利用汉字系统声近义通的内在规律,读破通假、系联同源,更用＂语转＂明方言音变,从而沟通《方言》训词与被训词,使这部濒于隐没的语言学著作重发光彩。戴震的《方言》研究为后人立下楷模,开启了清代《方言》研究之风。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中德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戴震与康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戴震与康德是18世纪中后叶中国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面对各自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权威话语,敢于率直地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分别在宇宙观、认知论和伦理哲学等层面对旧的哲学体系予以了批判和颠覆,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从而成为中西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     

试论戴震道德修养论的启蒙特色

戴震的道德修养论,在新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把道德修养视为扩充人性的决定环节,否定了理学家“复其初”的道德修养方向;在理欲统一的道德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智、仁、勇的道德修养目标,并据此提出了其“强恕”与“学”的修养方法,批判了理学修养论的禁欲主义倾向,呈现出初步的启蒙色彩     

论戴震从考据学对义理之学的回归

戴震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戴震来说,考据不仅是破坏旧经学、旧哲学的工具,而且也是建立新经学、新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戴震之新义理思想的确立,不仅因为他自己有“志乎闻道”的志向,以及“此学不仅在故训”、“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主要归因为他的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性追求。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