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电能-环境协调监管中的政府偏好测度方法

在宽松条件下建立了政府在电能-环境协调监管系统中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离散分析与弹性分析构建了政府在该系统中偏好的静态与动态测度矩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地区1995~2005年在电能-环境协调监管系统中政府对电能生产的偏好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最后给出了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GRA-熵值法对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分析环境规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以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的经济发展质:量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总体上能积极推动二者协调发展。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地区异质性。通过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递进式地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的再探讨

文章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对1995～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论证在此期间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否成立.在控制地区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影响后,研究发现:基于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倒U型特征:基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N型特征;人口密集化有利于工业废水减排、工业烟尘减排和工业粉尘减排,然而较高人口密度不利于二氧化硫减排.     

“绿色化”对中国碳减排进程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减排行为视角,将“绿色化”解读为全社会减排意识和减排意愿不断增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将减排意愿因子引入非参数模型,量化模拟“绿色化”对中国碳减排进程的影响.并将减排意愿和碳排放绩效分别作为环境规制和技术的替代指标,运用动态模拟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绿色化”对中国碳减排进程的影响会经历一个“沉默→爆发”的过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在中位区间,“波特假说”得到验证.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

利用2003—200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Almeida等的现金-现金流量模型为基础,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放宽了重污染行业中央国企的融资约束程度;未对地方国企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加大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因环境规制而加重了融资约束,而对支持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却得以改善。结论支持了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对地方国企支持的政治庇护理论,表明考虑到地方政府利益的中央-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实施机制的重要性。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制造商自愿减排抉择

为研究在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环境下,未被强制要求减排的制造商在可以自愿加入碳减排的情形下其是否选择加入碳减排的问题,文章建立了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和政府免费碳配额这三个因素时的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证明了制造商愿意加入碳减排时三个因素应满足的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同时得出了制造商单位产品实际碳排放量随各因素变化的规律.最后,用算例对以上规律进行了说明.     

政府规制对电子商务价值创造功能的影响机制分析

文章基于跨国的经验数据系统分析了政府规制对于电子商务价值创造功能的影响机制和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政府规制一方面通过信用创造和竞争维护来提高B2B电子商务运营模式的价值创造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和法治环境的完善来提高B2C电子商务运营模式的价值创造功能.而经验分析在验证政府规制对于B2B价值创造积极影响的同时,却未能辨识其对于B2C电子商务运营模式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这说明相对于B2B的电子商务运营模式,B2C电子商务运营模式对于政府规制的要求相对较低,从而更适合在政府规制和法治环境尚不完善的国家中进行推广和普及.     

旅游业发展的工业污染减排效应与空间效应——基于“两山”理论的实证研究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通常具有“低排放”和“低污染”等特征，其发展能否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助推绿色发展，目前文献缺乏系统证据。本文以我国28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旅游业发展与地区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基于“两山”理论研究旅游业发展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业发展特别是生态旅游业发展，对工业污染具有显著减排效应，且该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东部地区和弱环境规制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减排效应更加明显，以及地理经济距离越近的地方溢出效应越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旅游业发展能够显著加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证实了旅游业发展与“两山”转化的关系。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旅游业发展特别是生态旅游业发展在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失衡中的重要作用，为生态旅游业发展助推“两山”转化提供了科学证据；而且有助于从环境效益视角认识旅游业发展的价值作用，为我国旅游产业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的空间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公众参与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

雾霾治理中中国政府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规制手段,但近年来大规模频繁爆发的雾霾污染在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积极性。以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为依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经济地理嵌套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然后考察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产生影响,检验公众参与能否成为推动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结果发现：总体上公众参与能够对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促降效应,但地区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公众参与能够显著抑制雾霾污染,中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对抑制雾霾污染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公众参与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间接影响,但公众参与通过影响环境行政监管、环境污染监管的间接效应尚不显著;雾霾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持续的动态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且空间外溢效应大于动态累加效应。分地区检验发现,中部地区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西部地区雾霾污染的时滞效应最大,表明中西部地区雾霾治理形势...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9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而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在波动中有所提升,整体水平不高;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均能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缺乏可持续性,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并不会使政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贸易开放在受到城市生态效率的冲击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明显;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在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直接作用过程中产生了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     

科技创新、政府干预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解决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分析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对区域资源环境系统的促进作用比对区域经济系统更大,对区域生活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规律。政府干预对科技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存在双门槛效应。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应正确认识政府干预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作用。     

我国东中西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在东部和西部比较明显,而在中部不显著;相比较其他因素,经济增长状况对区域环境规制影响度比较强,同时各影响因素对环境规制影响效果也要受到区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和企业生产效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度比较大,并呈现东中西递减的趋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证明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内生关系。     

经济-社会-科技-资源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析

文章将综合评价方法与耦合协同思想相结合,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社会、科技与资源环境四个子系统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了相关系数标准差、集对分析和耦合协调度综合测评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方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空间差异上,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科技、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南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高,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在时间演化上,各区域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     

省级水平污染减排与生产率的经验分析

通过1995-2008年中国30个省级水平数据,考察了污染减排支出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发现污染减排支出与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支出较高的省份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污染减排支出较快的省份有较快生产率增长。估计的系数值意味着污染减排支出对生产率水平有比较大的正向影响。然而,通过分析几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测度指标结果表明,即使规制对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比较小,要么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提高环境规制的严厉性对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可能低于人们预期。     

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出口绩效相互影响效应分析——基于重污染制造业的考察

文章立足于贸易与环境规制的相互影响效应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重污染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借鉴Ederingcon和Minier的研究思路,建立基于中国出口贸易和环境规制特征的两公式贸易-环境模型,通过联立方程回归估计得到具有启发意义的结果:中国的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的互动僵硬且不平衡,环境规制对污染品出口影响微弱,但受污染品出口地位制约严重.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系统考虑出口贸易与环境规制的制衡关系,运用政策组合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提升环境质量.     

环境规制、金融控制与经济波动

环境规制在降低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效应时也造成了经济波动,金融发展是否可以平抑这种波动?对中国31个省市1980-2011年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及经济波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跟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波动有平抑作用;金融控制越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越小。中国应在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弱化对经济运行的负面作用。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度的测度与评价

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全国以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协调度,并与2005年城乡协调程度进行对比后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城乡协调程度一直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协调程度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协调程度逐渐上升.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提高城镇化程度,推动户籍改革,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相结合,重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牵引作用,更好地促进我国城乡的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