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洛学派之文学观

在宋代理学史上,洛学派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该派理论的构成部分,文学思想表现出独具的 特色。该派是在“本”亦即“理”的大前提下承认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为文学作品界定了“无邪”的基本规 范,特别注重作者品德节操的磨砺,要求作者以高尚的品德充养其文,把“情”规范于“中”的范围之内,使之无 伤于“性”,其目的是让作品承担起兴起人善意的感发教化作用。为此,该派特别推重素淡自然、清切平易的风 格。当然,该派以“本”和“德”来挤压“文”,固然强调了文学的“善”,但于文学的“美”却是有所伤损的。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碰撞与交融

全球化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加大了相互间的经济依赖。但同时,也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文化上带来了值得重视的问题。随着知识信息自由流动,中西文化的碰撞表现在语言上,价值观念及哲学思想上。同时,由于任何比族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加之文化的交流,文化必然有共同性,趋同化的趋势。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事实和例子大量存在。民族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取舍,扬弃,改造,而演化成一种既是本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立足传统,又重在创新的文化。     

跨文化交流中语言的碰撞与交融

语言是文化的表象,不同的语言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衍生出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是思想、感受和行为的特定方式,它的传播与保存取决于该文化的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各种异质文化必然要发生碰撞。从浅层次上看,各种文化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等深层面时,则是相通的。从诞生于不同土壤的各色文化内涵中找到共通性,需要有效地解决语言翻译中易出现的误读问题。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理学的兴起使宋代学者治学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典中寻求义理，既导致了以训诂章句为主要特征的经义考据的衰落，又因打破注疏以新义解经，审视古史、古说中的问题，促使宋代学者在辨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理学的思辨对考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求理成为思维的目的，贯通天地人来思考问题，对史事的考据成为阐释义理的手段。理学促进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又对其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天理支配一切的观点，导致空疏和义理化的倾向。     

朱子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4日至6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国内朱子思想研究的一次规模较大、包容性较强的学术盛会,显示了当今国内外朱子学与理学学派研究的新进展。与会学者主要就朱子哲学、朱子学与理学学派、朱子后学以及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湖湘学派与佛教

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令人关注且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湖湘学派与佛教的关系为个案 ,考述湖湘学派与佛教的关系 ,了解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的一般情况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然与社会起源的探讨促使宋代学者研究古史；将天理视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原则使宋代学者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纲常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又表现为正统意识和对《春秋》一书的重视；探讨历史问题成为探求天理的途径；对现实的关注使宋代学者普遍具有反天命和无神论的思想。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透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宋代儒学教育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

宋代的儒学教育从内容方面讲,强调伦理教育,强调致用思想;从教授方法上看,针对不同年龄采取的多样的传授方式,避免了一般伦理说教单调死板的弊病;从参与者的角度说,一些信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亲自参与办学和教学,令儒学思想的传播更为精准,也更具吸引力。宋代儒学教育的这些优点,都是当今国学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同时,由于受专制政体的影响,宋时的儒学教育也有很多的局限性,为当今国学教育提供了历史教训。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英语教育与儒家思想:冲击与融合

本文分析了英语教育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英语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以及儒家思想的本质,英语教育与儒家思想体现在教育形式和目的上的冲击与融合,从而提出借鉴与继承中外优秀文化和理念,更好地发展中国的英语教育.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两宋,其商品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虽然当时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但宋代商品经济无疑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坊市制度的打破,商业大都市的形成,草市、墟市的繁盛与经济型市镇的崛起,商业活动的活跃,坊郭户籍的出现,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商税比重的增大,都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国家惠商政策的实行以及宋代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富商大贾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举韩愈古文运动大旗,提倡"文道合一";二、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三、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宋代江西经学研究之格局

宋代江西经学研究风气大开,涌现了许多名家与名作。经学流派各张其帜,疑经派与道统派相互交锋,在诗经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易经学等研究领域,均有震荡,特色鲜明。赣籍学者于经学各领域中或为担纲,或开宗立派,引类推毂,声气相求,使疑古之风趋于成型,推动了宋代经学研究风气的转捩。延及南宋,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现,成为两宋经学研究的高标。赣籍学者前后踵继,共同构筑了宋代学术高地。     

论王安石对宋初儒学的继承与开拓

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大量经籍遭到破坏.北宋建国后,官府着手校定和重新编纂典籍,在这种形势下,章句训诂之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仁宗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形势,士大夫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学也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了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明体达用之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在继承宋初明体达用之学的基础上,把义理和道德性命融入儒学系统,对儒学经典进行了重新阐释,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两宋时期的数学教育

两宋三百二十年间科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数学所取得的成就尤其突出。数学成绩的取得是与两宋的数学教育发展密不可分的,而数学教育的发展则是与当时的政府政策、文化科技、社会经济活动等因素息息相关的。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数学兴衰的原因大致可知科技兴衰的原因,探究数学教育在两宋兴衰的原因,对今后数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发展的作用是...     

儒学与宋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资源之一的儒学,对宋词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表现在:儒家达济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确立了豪放词的价值取向,拓宽了词表达的范围;儒家"温柔敦厚"的艺术观,从某种程度上又深深浸染着宋词的艺术风格,使得词风变得既香艳风流又典雅蕴藉,符合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观。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频繁发生.从冲突主体看,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冲突形式看,包括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为了实现稳定后方的战略目标,两宋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包括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两大类型.但是,由于民族冲突是建立在文化差异与经济利益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冲突,因此,这些控制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冲突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民族冲突事件,成为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