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还是阻碍？--社会转型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之探析

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器观点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取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制定时的倾斜度。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中等收入阶层有所侧重,鼓励其发展壮大,维护其阶层利益,这一阶层就能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持续受损,其阶层利益无法寻求合理的表达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社会变革,如果寻求不到社会变革的良性途径,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成为影响和阻碍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变化及扩大措施

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为理论背景,首先梳理和计算了国内外定义下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变化,发现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大小和变化方向随定义的不同而不同。绝对收入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一般上升,相对收入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有可能下降,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可作为收入法定义的补充。目前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不足50%,全国和农村的比例更低。然后基于收入拟合方法下的中国收入分布变迁情况得出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低的原因是收入逐渐集中于高收入阶层,最后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了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提高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以及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经营净收入等措施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从现代化进程看我国今日的中等收入阶层

十六大以来,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关注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来审视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尤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如何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和影响力,理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从现代化进程看我国今日的中等收入阶层

十六大以来,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关注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来审视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尤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如何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和影响力,理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探析

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走向合理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步骤。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现状,论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并提出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对策。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需求分析——兼论企业营销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正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尽管目前其所占比重仍较小。营销者必须重视这一变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本文在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需求和购买行为特征;然后,针对企业的营销变革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耐用消费品市场制度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我国内需方针的分析

耐用消费品市场作为一组复杂的契约关系,有其特殊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结构,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是相统一的。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方针;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扩大消费需求,重心是扩大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张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制度结构。扩大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社会、制度结构顺利转型的根本保证。     

媒体关注·生活数字

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达2．3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8月3日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中国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大，所期望的“橄榄形”结构并未出现。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惯性率指标,文章对198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存在改善机会。收入流动整体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位置呈现固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比较脆弱;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总体状况优于城市,农村的顶层缺乏流动,而城市的顶层和底层都较缺乏流动。改革现有分配制度,打破高收入群体的固化状态、以教育投资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地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应是我国未来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向。     

论储蓄高增长与收入分布

文章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1985～1999年间储蓄增长与收入分布之间的关系,发现如果居民收入分布不合理,全社会的平均储蓄倾向必然会过大,因此不同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影响到平均储蓄倾向水平。当前的高储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收入分布的不合理,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怎样认识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有其实证依据,并有警示作用,应从发展风险预警的意义上来把握这一概念。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社会发展滞后,而这又与收入分配不公密切相关。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重要战略是构建完善合理协调的收入分配格局,其重点之一是改善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配和生存发展状况。     

农民阶层分化视角下农村干群矛盾及化解思路

农民阶层分化引发农民在利益诉求、社会心态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干群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阶层分化导致相对剥夺感的滋生,加剧了底层农民对干部的信任危机;利益诉求多样化与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矛盾,增加了干群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阶层固化引发的社会问题,造成了农民对干部心理的疏离。面对农民阶层分化给干群关系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要采取健全各阶层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培育和扩大农村中间阶层、加强对农村各阶层的利益整合、加大对底层农民的扶持力度等策略加以应对。     

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提升路径

中国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其消费潜力,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虽处于中等收入行列,但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受到不利冲击后容易“掉档”,从而变为低收入群体,即“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发现：在各类标准下,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平均接近1/2;从空间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多分布于西部、中南地区;从经济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特征是低财产收入、低转移收入和高经营收入、高医疗保健支出;同时,指出偏低的文化水平、过重的儿童抚养负担和医疗费用是诱发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正确处理“稳中”与“扩中”的关系,围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等措施,以城市落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为重点,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机制、特征与功能——基于四川林镇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村庄社会结构,并且,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在村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社会和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留在村庄,也与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有关,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仍有一定滋养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本文从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角度,论述“在村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基础,并从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政动机上来分析,他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和在村庄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针对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的现状及原因,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思路为深化改革,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农业投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就业歧视政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论

在当代中国,官员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个体私营者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主要的阶层矛盾。社会体制的弊端,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科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社会各阶层心理失衡,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根源。完善体制,行政协调,法律规范,社会协商,舆论引导是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方法。     

偏态收入分布对储蓄高增长的影响

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1985～2002年间储蓄增长与收入分布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分布与储蓄水平的高低具有相关性。偏态的收入分布会造成过高的平均储蓄倾向。当前的高储蓄从侧面反映出收入分布的不合理,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政治发展的挑战和应对——以新农村建设为基点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社会阶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村政治发展面临着政治参与、利益整合扣政治稳定的挑战，但同时阶层分化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因此，应积极促进农村阶层分化，健全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其政治参与渠道，加强农村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整合，合理定位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以优化权利配置，从而使阶层分化成为促进农村政治发展的巨大动力。     

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收入水平提高一系列新挑战,因此,围绕“中等收入陷阱”和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各阶段特征的分析,界定了“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主要特征,通过大量国别的例证,考察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出现“增长减缓”的根源。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大众文化反抗意识的表现与被遮蔽

大众文化并不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极权主义同化、控制大众的一种工具,大众通过“权力──快感──文化”的原则和“反演”的狂欢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着一种反抗。然而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和平民阶层分别是“白领趣味”和“怀旧趣味”两大文化形态的消费主体,他们借助这两种大众文化形态来想像生活蓝图时,反抗意识都不约而同地被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