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棚户区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况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农民工进城,大多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廉租房内,形成了城市中的农民工聚集区,即棚户区.调查发现:居住在棚户区的进城务工人员总体生活状况较差,对于棚户区环境、自己的居住条件和社会的要求非常低.改善棚户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应三管齐下:一是加强改造与管理,强化棚户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建立进城务工人员自治社区,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社区认同感和政治效能感;三是建立社区社工服务站,拓展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其城市适应能力.     

农民工社会性排斥问题探析——基于社区融合的视角

目前,农民工城市融入中存在的社会性排斥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战略与和谐社区建设的实施。社区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居民交往,增加社会融合,进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有着重要地位。因此,社区组织要培育农民工形成新型的社区理念,提升他们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构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长效机制,进而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排斥,最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及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区隔、边缘化与市民化

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是户籍制度区隔的产物。这种制度区隔在就业、工资福利、住房及居住管理、子女入学、社会资本积累等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影响到农民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造成了农民工与市民间的疏离和隔阂,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迫在眉睫。     

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与社会融合

以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区研究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特点进行分析,并从社会学角度对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居住差异与居住隔离状况进行解读,指出这种差异和隔离是造成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难的重要原因,需采取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实现混合居住等措施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促进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     

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调查研究

外来农民工是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对在沪农民工和本地市民的最新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民工与城市的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社会关系融合状况进行逐项实证分析,得出目前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基本结论和相关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当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一个#br# 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

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资源分配感觉是否合理即社会公平感高低对社会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社会经济地位分解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将社区融合分解为社区认同、社区交往、社区参与三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区融合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均有影响,社区融合的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农民工的社区认同度越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越频繁,向社区组织提供意见或建议的频率越高,公平感就越强。文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和增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五大城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会融入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中国五大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偏低,主要涉及居住、社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业、健康等7个关键的影响因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既有自身因素的限制,也有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特别受制于广泛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的结果.所以,要以限制排斥、促进融入为农民工政策行动的目标,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对广州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革新要求。从广州新型城市化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契合性出发,全域广州、以人为本与协同治理是实现广州构建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政策框架目标的三个有效支点。全域广州要求各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容提质,实现职能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强调以镇街为中心,从纵向上分类调整政府职能配置,强化公共服务效能;协同治理则是在城乡基层社会构建一体多元的城乡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新型社区。     

城市化进程中建构社区互动空间的探索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市民在享受城市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困惑于诸多原因引起的孤独,部分社会事件因此出现。社区良好的交往空间与便利的沟通能缓解市民孤独,帮助市民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高社区融合与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本文以交往空间为视角,以宁波市江东区四点钟学校为具体事例,分析社区交往空间的生产过程,指出城市化进程中构建社区互动空间,对于提高社区的互动,加深居民社区融合具有现实的意义。     

科学与宗教——从对抗走向对话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模式：对抗、分离与融合各自表现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或隐或显的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科学与宗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界与宗教界应该摈弃前嫌,坦诚对话,用分离与融合模式化解冲突与对抗,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社会流动与分化视阈下的共同体构建与社区整合研究

社区的发展与管理必须从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着眼,从社会流动与分化的趋势着眼。社会流动与分化的加速,促进了社区的全面转型,催化了社会群体重组,产生了社区居民群体内部的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的状态,为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社区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缩影,也是社会整合的基石。本文以台湾地区长荣社区为例,分别从社区整合的三种类型--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与文化整合来探讨社区整合的不同途径,探索社区如何从地理的初级整合逐步上升为依靠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意识的高层次整合。     

城乡统筹背景下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实践考察与反思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现代社区民主监督制度的重要创新。在地方制度文本的阐释中,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作为立足现代新型社区场域的新生事物,与传统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既存在制度意义上的共同性,又在面向对象与内容上具有差异性。通过比较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实践,发现虽然这一制度在社区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样态,但在发展缘起、组织关系、人员构成、运行机制等方面已形成一些共性的经验。因此,在城乡统筹背景下进一步推进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发展,既需要立足城乡统筹规划的发展背景,又需要结合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践发展的既有进度。要做到注重城乡社区自治的参照性成长传统,切实实现城乡社区建设的统筹性规划,充分考虑政策设计中地区的差异化发展,并在实践中高度重视盘存与整合社区既有同类资源,以期实现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试论英国希思政府的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

1970—1974年希思执政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剧烈动荡,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正式启航,英国也于这一时期如愿加入了欧共体。希思政府如何看待和应对刚刚起步的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本文详述了希思政府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指出决定英国政策的两个关键变量是首相本人的亲欧理念和英国的经济考量。就两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可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它还是要受到后者的制约。因此,虽然希思希望英国能够完全融入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之中去,但终究是壮志难酬。     

产城融合中的“三区联动”运行机制与中国实践模式

"三区联动"有效地整合了高校、园区与城区的创新资源,建立起以创新创业为基础、以知识与价值创造为纽带、以知识产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动体系,是产城融合发展、城市转型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新模式。这种新的城市转型发展模式依赖于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的引导保障机制、中介的支持服务机制以及人才支持与文化引领机制。这种产城融合的新形态在中国形成了三种实践模式:校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园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和城区驱动型"三区联动"。在不同类型的实践模式中,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城市社区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有着不同的特征。     

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畲族经济转型

从畲村田野调查与畲族相关文献资料彼此观照和相互印证这一历史人类学视角来看,畲族乡村经济转型的方向只能是依托畲区现有资源禀赋、改造传统农业,其转型契机则是有效整合区域优势资源,从而逐渐实现畲村由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特色产业化农业的转型,进而达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问题及对策——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

作为城市“第二代移民”的流动儿童,虽长在城市,但在社会体制、文化身份上并未被城市完全接纳.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社区支持存在很多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流动儿童生活环境中资源匮乏与滋养不足.应从政府、学校、社区、家庭等多重系统的层面出发,构建流动儿童群体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城市社会融合.     

新型城镇化中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及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基于浙江省武义县桐琴镇的调查

随着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外来农民工不断涌入小城镇,为镇级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浙江省级中心镇——桐琴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外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社会融入难、社会服务不完善以及社会管理待加强等问题.桐琴镇党委、政府遵循“善治”理念,探索加强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充分发挥镇党委、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领导与主导作用,企业和学校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作用.通过总结提炼“桐琴经验”,提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完善落实流动人口政策保障体系、加强融合性组织和“两新组织”建设等以促进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