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规制商标恶意抢注的立法检视与完善

商标恶意抢注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法行为,且欠缺正当性和合理性,应予禁止。现行《商标法》对于商标恶意抢注的规制存在法律责任规定缺失以及商标确权、商标转让、商标侵权责任制度对商标使用因素考量不足等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我国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商标使用在具体制度中的缺位和不足。为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抢注,我国《商标法》应当增设商标恶意抢注之法律责任规定,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应当已实际使用该商标或者具有真诚的商标使用意图,规定未经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不得转让,在停止侵权责任承担中增加对商标使用因素的考量。     

乡村法治的现状与隐忧——以山西省梁村为例

＂送法下乡＂虽已经年有余,但＂乡村法治＂的实际面相却不甚清晰。从对山西梁村的实证观察来看,＂送法下乡＂在推进乡村法治化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当下的＂乡村法治＂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左右为难＂,隐忧重重。乡村法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推行＂法治＂时对＂法治＂自身的复杂性欠缺周到的思虑和妥当的安排。     

目的论与商标翻译策略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商标翻译是使商标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指导下,目前很多商标的翻译都存在着忽视的语文化的问题。＂目的论＂是＂以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功能翻译理论,它鼓励译者积极分析跨文化商标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异同,努力消除文化差异对商标的负面影响,创造出与原文同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甚至优于原文的商标文本。     

商标侵权中商标使用地位的再审视

学界对商标使用在商标侵权判断中的地位存在不同观点，大部分观点本质上都肯定了商标使用在侵权判断中“一票否决权”的作用，但疏于对商标使用独立性、前提性地位的明确。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考量，商标使用是商家通过复述刺激，达到商品信息存储在相关公众长时记忆中的手段，混淆可能性则是感觉系统对被诉侵权标识与商品/服务对应关系产生的误认，存储信息是感觉系统出现误认的前提，即商标使用是混淆可能性判断的前提。为此，我国商标侵权判断应以商标使用为前提，并对识别来源作不利于使用者的解释，阻却其以不具备主观使用意图为由抗辩，后续侵权认定继续坚持混淆可能性的根本地位。     

基于问题生成语境的法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读

从法确定性的问题生成语境出发,对理性与法律确定性联盟建立及破裂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法的确定性问题是理性危机在法律领域的必然逻辑推演;拯救法的确定性,需要在理性反思＂理性＂的基础上,赋予法的确定性以新的时代内涵,应清醒认识中西问题语境的差异,确立对中国法治＂坚守中适度超越＂的应有态度。     

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法治理想的追求——奥克肖特政治哲学思想探微

意识形态政治是世界各国的主流政治,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却总是难以摆脱以一种意识形态抵制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奥克肖特冲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从保守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弊端加以剖析,并对＂法治＂内涵进行全新阐释,力图以此消解意识形态。他反对将＂自由＂和＂法治＂意识形态化,并强调政治哲学应该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时刻保持谦逊低调的学术姿态。按照奥克肖特的法治理想,当代政治生活应当尊重传统、推动多元、树立实质的法治权威以及防范政府权力独大。     

“联系说”视野下的商标侵权例外辨析

商标侵权例外的存在表明商标权属于不完全权利。在＂联系说＂的视野下对商标侵权例外的诸种情形做出的解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取决于被控侵权行为是否利用了相关公众所认知的商标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之间的联系。未利用此种联系的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属于商标侵权的例外。言论自由和优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价值选择也是导致商标侵权例外的事由。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事理、法理和情理分析

从事理方面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转型期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因素复杂性的充分考量基础之上的;从法理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公正、谦抑和人道的法治精神;从情理角度来说它能满足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在内的社会公众法情感的需要。     

商鞅“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内容剖析

商鞅＂法治＂思想内涵丰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是历史时代和生活经历影响的结果;其提倡＂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秦国富国强兵、称王称霸,直接目的在于使＂权制独断于君＂;人君（生）而有好恶、明君治国不可须臾忘于法分别是其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和法理基础;赏刑理论是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商鞅在＂赏＂上强调用赏明赏壹赏,在＂刑＂上强调任刑重刑壹刑,赏刑并用,重刑为主。     

新闻媒体报道恶性事件时的社会责任考量——以《连环“女杀手”的末路》报道为例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闻媒体报道恶性事件时的社会责任考量,结合一期电视节目《连环＂女杀手＂的末路》的内容进行分析,对新闻媒体面对恶性事件时报道与否的合理选择,进行信息报道和转载时的真实性把关,报道信息时的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以及女性形象在媒体中的畸态塑造,从社会责任角度进行了考量。探讨了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如何具体把握自己的社会责任,着重分析了女性角色在信息传播中的塑造。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非单一用途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我国刑法典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具体用途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设计了＂进行非法活动＂、＂进行营利活动＂、＂超过三个月未还＂三种挪用公款用途的阶梯状的递进结构。司法实务中按照一次或多次挪用的情形,并运用折算的方法,区分为皆未构成犯罪、其中之一构成犯罪与皆构成犯罪的三种情况,认定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数额与量刑幅度,将未在定罪中考量的数额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这是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非单一用途挪用公款罪的基本考量。     

论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贡献

法制近代化,是指法律及其制度脱离古代传统,迈向近代文明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法治实践,涉及了与法制近代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民主共和宪政主张,进行了建立民国、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主张,以此否定人治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提出了＂五权分立＂,主张并推行司法独立;反对等级特权,主张并实践平等自由人权;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诸法合体＂的传统;反对重刑酷罚,主张并实践刑罚人道主义等。因此,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探究——由儒家到法治的视野跨越

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不能忽视的所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完善刑事法律,对于实现刑事法治的价值目标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新的视角考察,以中国法为主线,由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对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的考量到现代意义的法治理念对此的法理思考与制度设计,兼考域外相关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的积极效用,以期对亲属间盗窃犯罪问题作以新的解读与完善方面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纠结与整合 ——兼及法治思维的实践转向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商标授权确权中的混淆可能性判断研究

我国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与注册商标的无效宣告是否需要以混淆可能性作为驳回申请或者无效宣告的判断标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商标授权确权问题上,虽然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混淆可能性要件,但从商标注册、商标使用与侵权救济制度的一致性、商标法精神与立法宗旨的角度考量,应当坚持混淆可能性标准。我国商标授权确权行政审查与司法实践也在遵循这一思路。在混淆可能性判断时,应当借鉴司法解释提出的混淆可能性作为参考因素,坚持个案判断。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误读”及其反思

＂文化误读＂是文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它表征为正面＂文化误读＂和负面＂文化误读＂,与阐释学、哲学、语言学和话语权力等联系紧密。本文从＂文化误读＂内涵、表征维度及创造性叛逆等方面考量其内涵的丰富性,在理论上为＂文化误读＂提供策略和建议。     

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

“相关公众”作为商标法多项规定涉及的重要概念，其内涵诠释与范围界定是相关司法实践的必解之题。“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关联的消费者，以及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密切联系的经营者。“相关公众”的本质为法律拟制主体，亦可看作商标法中的“理性人”。“相关公众”构成主体主要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个案裁判中，可通过构建“相关公众”分析模型，以特定时间、商品服务覆盖范围、商品服务性质特征为主要考量因素，对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进而结合数学集合思想，确定商标法“相关公众”的具体范围。     

《君主论》的现代政治释义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考量《君主论》在现代政治谱系中的位阶,依旧颇具意义。《君主论》在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一种对道德的漠视和对现实权力的强烈渴望,这为现代政治学＂权力政治＂出场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埋下伏笔;《君主论》中展现的马氏政体观,政治与合法性之关系,政治传播观念和军事建制等都对现代政治统治艺术贡献良多;《君主论》之后,随着现代政治实践中＂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出场,也引发了一场道德合理性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何正确界分马基雅维里思想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亦需正本清源,重新回归《君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