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北朝末期南北文学观念的交融汇合——论滕王逌的文学思想

学界一直对《滕王逌序》这篇文字高度重视,认为它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庾信文学才华的最早的批评文献,但至于滕王逌本人的文学思想,却向来罕有人论及。《滕王逌序》这篇极为罕见的至今保存完整的北朝文论资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足以使我们对滕王逌的文学思想产生较为明晰的印象,同时它也体现了南北朝末期最优秀的文人齐聚长安时文学思想观念上的碰撞和交融。     

杜甫论诗歌的功能、内容和艺术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先生所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的一节,此书即将出版。王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都有很高的造诣,读者可先从本文一窥全书的风貌。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     

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的隐喻性特征——以“风骨”为例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概念常常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特征。以“风骨”为例，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创作和批评中的言意关系两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这一特质得到了很好的描述与阐释。     

《文心雕龙·知音》篇理论性质辨析

“龙学”界目前对《文心雕龙·知音》篇的理论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批评论,有的认为是鉴赏论,也有的认为既是批评论,又是鉴赏论。本文通过对以上三种观点的辨析阐明刘勰的《知音》篇实际上是以融批评与鉴赏于一炉为显著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作为特定的论述对象的,故而《知音》篇的理论性质应该表述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论     

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如何译释中国古代文论——以《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

宇文所安译释中国古代文论,从文本本身出发,采用直译的笔法,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原文的风貌,而辅以解说与注释则弥补了翻译所缺失的文本中的那份准确与深刻,同时,宇文所安把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历史以及文本诠释的历史互相征引,相互比照,以合理的历史想像力去诠释文本,梳理并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广阔的文化史背景下的历史性变迁     

史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的前结构

中国文学批评中保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存在着一个先天的前结构,即传统的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的自觉先于文学意识的自觉,史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渗透于后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从思想渊源来看,史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孔子的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

孔子的文学思想包括五个方面:其“美、善”说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政治功利为目的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传统,但它只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外部作用,而忽略了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其“文、质”说并非论述文学问题,从汉儒开始正式地将此概念引入文学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在其“无邪”至“中”说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温柔敦厚”和“含蓄蕴藉”的审美追求;孔子的“兴、观、群、怨”诗教原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仅在于这几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提示了“兴观群怨”这一行为物态化后的意义;孔子的诗论思想是汉儒诗教思想的发端,更是汉儒诗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     

中国古代文论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 ,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个发展过程。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文艺本质观 ,特别是考察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情感论的发展 ,能够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网络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神韵批评

网络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样,具有一种“神韵”特性。这种“神韵批评”主要由三个方面的特性构成:第一,是由一种欣然自得的生活态度所决定的评点式的批评方式;第二,是主观感悟,而非客观的有体系的逻辑分析成为了对艺术作品的把握方式;第三,由这种主观感悟所决定的诗意的语言成为了神韵批评的言说方式。     

中西文论异质性比较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

新批评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但是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始终不大.英美新批评与作为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艺术理论上也有着鲜明的异质性.中国古代文论带有强烈的印象式批评特点,而新批评则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尽管新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之间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但是两者之间这些强烈和根本的异质性,决定了新批评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遇.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沈从文本土化文学批评刍论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古代文学批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而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他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特点出色地保存在其批评中,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批评对象,多着意于评论的开头对批评对象作整体审美把握与风格的整体勾勒,促成其批评具有整体性特征。沈从文这种整体性批评方式明显打上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烙印。     

从古代文论的“气感说”看文艺的生命激活

"气感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它从天人一体、互相感应的角度去看待文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在人与自然界的亲和与感应中去吸取文艺的生命精神。"气感说"是从中华古老的原始思维中生发出来的,具有很深的文化蕴涵,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今天也不乏其启迪意义。     

作文如治兵:古代文艺批评“兵喻”论析

古代文艺批评中的兵喻直接导源于古代战争的重要性与普遍性，中国兵法理论的早熟以及文人的知识结构、领兵经验则成为了兵喻进入文论的主要助力。运作过程中，兵喻通过词汇编码、思维移植与情感价值引导参与了文艺批评的建构过程，成为文艺批评重要的运思机制与言说方式，并在力量气势、精神因素、整体机动等方面体现出我国文艺批评兵喻的取喻侧重与文化特色。     

从"气"范畴看中国古代文论观念特色

"气"作为一个美学和文学批评范畴的提出,突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那种人化的和生命化的创作特色,这实际上涉及中国古代艺术创造的一个根本,那就是有生气、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最好的东西.以"气"论文,还突出表现了中国古人对文体风格、语言文字声律美的重视,体现出中国古人整体和谐、辨证流转的思维特征.从这些方面,亦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在价值观念上的重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