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是传习《华严经》的圣地

<正> 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佛教传播、研习的重要基地。由于它与华严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又是《华严经》传播、研习的一个中心。华严宗形成于唐,崛起于武则天时代,之前曾经过一个传播、发展的过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严经》就传入中国,作为华严宗立宗的主要经典,一经传到中国,就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晋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觉贤)所译《华严经》卷30《菩萨住处品》云:     

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

《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有十余件字书碎片,其中所注难字均出于唐武周时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武则天序,这些碎片有可能是从一部完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音》写卷中分裂出來的,应加以缀合.通过对碎片中切音用"切"及避讳缺笔字"明"、简体字"恋"的使用,可知《大方广佛华严经音》碎片当属西夏黑水城文献,而非敦煌藏经洞之物.这一研究为大量敦煌、黑水城残卷或碎片的缀合、断代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李惠月及元代河西僧人写刊佛经史实再考

元代光明禅师李惠月的名字见于金银字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存世《普宁藏》零本的施经题记。文章通过梳理相关题记,联系白云宗刊行和印施《普宁藏》的史实,认为李惠月实为白云宗僧录,于1290年负责印施《普宁藏》的组织工作。他于1291年离开江南,他的去职与桑哥倒台,其党羽杨琏真加被朝廷治罪有关。李惠月用金银字书写《华严经》与其作为白云宗信徒和僧录的信仰背景相契合。该写经是元代大量的金字、金银字、银字写经的典型代表,有助于了解西夏遗民在整理与刊印大藏经中的贡献。     

《华严经》的佛性说——以法藏“佛果性起论”为中心

“佛性”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佛教诸宗集中讨论的主题之一。《华严经》号称“经中之王”，虽然对“佛性”一词罕有提及，但历代以“佛性”为此经宗旨者大有人在。细读经文可以发现，经中所明“佛性”之义略同于“法界”，与《涅槃经》等专论“佛性”的经典尚有差异。与吉藏等十二家讨论“正因”“中道”的佛性论不同，《华严经》从“佛果”的立场来展开，可谓独树一帜。更为特殊的是，此经不是泛泛地对“佛性”做出界定和描述，而是突出了佛性的“用”，并以此对全经通说的菩萨行给予了深刻的解释。法藏大师《华严经探玄记》对“性起”的宏福阐释，彰显了华严宗的理趣、汉传佛教的丰采。     

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

《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受广大信众尊崇和信仰,与《华严经》《楞严经》并称“诸经之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中有大量依据《法华经》内容塑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它们以蒙太奇的手法将过去世间的多宝佛与现在世间的释迦佛连接在同一画面,借助过去佛与现在佛、存与亡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法身”的惟一性、永恒性和平等性。这种二佛并坐像以直观感性的艺术手法使抽象的“法身”概念形象化、通俗化,以有相之造型艺术诠释“法身”的无相之理,因而成为《法华经》思想的象征性造像。     

《华严音义》声类考

《华严音义》是唐释慧苑对《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作的音义。通过对《华严音义》所有反切的考察,发现其声类系统与《切韵》声类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轻、重唇音分立,只有明、微两母互切二例;二、云母从匣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声类;三、没有俟母字出现。     

汉译佛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华严经·如来现相品》残叶研究

《华严经》汉译本有三种,即东晋佛驮跋陀罗之译本《六十华严》,唐实叉难陀之译本《八十华严》和唐般若译本《四十华严》.《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皆有回鹘文译本,译者为曾活跃于元朝大都的翰林学士安藏.从已刊布文献的情况看,安藏未区分《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而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品中有多件敦煌遗物...     

地藏菩萨及其信仰传入中国时代考

在地藏菩萨及其信仰传入中国的时代问题上,学界存在较多争议。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考察,可以发现:由地藏菩萨发展出地藏信仰,经历很长时间,二者的传入并不是同时的。早在三国时期,地藏菩萨的名号可能已经传入中国,最早提到地藏菩萨的经典应是曹魏安法贤所译《罗摩伽经》,该经为《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早期译本。而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传入相对较晚。今《大正藏》中所收《金刚三昧经》虽有宣扬地藏信仰的内容,但它并不是四世纪中叶已被著录的同名经典,而是出自初唐人的伪托。因此,翻译于北齐天保九年(558)的《须弥藏经》应算是中土有确切翻译时间的最早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虽然《大方广十轮经》的传入时代可能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