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卫·林奇电影的不确定性

从文本的角度研究林奇的电影,我们便可看出其电影的特点是不确定性,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探讨林奇电影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其电影作品及艺术。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电影画面的构成 ——吉尔·德勒兹“电影画面”思想研究

作为目前唯一全面、系统地研究过电影的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关于“电影画面”的思想非常丰富。其中，关于电影画面的生成性特征、可见性和可读性的双重特征、电影画面三层次（画面本身、画面的运动、“全体”的流变）和二型态（运动画面和时间画面）的理论，不仅是对电影学理论的丰富，也为电影画面的实际创制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认真对待。     

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二十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

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文章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     

凯文·科斯特纳

凯文·科斯特纳因给全美国的健康娱乐活动增添了魅力而赢得了广大电影观众的心。后来，他在一部三个小时的西部片中，挑战传统智慧，用来克达·西欧克斯语言完成了片中对话的三分之一。从而他又一次获得了电影观众的喜爱。在他的全盛时期，80年代末，这位作为一名普通男人和一位模范丈夫而受到大家赞赏的人，同时又作为一名真正的好莱坞局内人，在好莱坞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历经四个不同阶段,总体上“走出去”的步伐显得迟缓,既受制于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折射出迥然有别的驱动因素及文化心态。在解放前,中国电影输出海外仅有零散个案;解放后17年,国产电影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内向型”特征;在新时期,中国影片频频亮相国际影坛,却陷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抚今追昔,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担当,已经降临在当代电影人跟前,我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有所作为。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 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摘要：  作为一个定义多元的指代,“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能够用于批判地考察两代中国电影——尤其是对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电影节平台上大放异彩的“都市一代”——的全球流通轨迹。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节体现出巴赫金式的多声部性,而“世界电影节体系”作为世界“电影经济体”的重要环节,通过销售代理、发行商和影评人等的协同努力将电影协力打造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奢侈品”。同时,电影节影片甄选和节目策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经典化”倾向;更重要的是,甄选过程本身无疑也融合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议题。通过略览领风气之先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等人的“自传民族志”电影作品,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如何演进。而新一代中国电影中所谓“电影节电影”的制作、流通和展映,也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电影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同时,部分年轻的电影作者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受关注的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负面消极的：一方面,电影节网路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全球视觉制作/消费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另外一方面,关于“电影节电影”的刻板看法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或者部分抛弃。     

“白宫陷落”中认知情感 在影像传播中的递归模型

以2013年上映的两部讲述白宫陷落的影片《奥林匹斯陷落》和《惊天危机》为例，探讨好莱坞模式叙事电影中的普通情感。电影中的情感，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排除了非认知的无意识情感，确立了我们在电影理论常态化的建构中所需要的认知情感，其次，从预置文本的适宜性标准入手，构建电影有意识的认知情感的格式塔完形；再次，在电影符号学的框架下，引入预留态度和预置文本匹配的机制，建立一个基于组合段的树型结构；最后，作为对模型的补充和完善，对如何萃取影像传播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认知情感做出建议和预测。     

“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一批国民党官员、文人和各领域专门人士,通过函件宣言、演讲报告与发表文章、身体力行等方式,为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各级机构发布有关电影审查、文艺奖励与文化发展、文艺宣传的函件、法令、纲领和议案,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章程、规则、条例和标准等,来检讨国产电影的封建伦理道德,抵制欧美电影的辱华行径,防备苏联电影的“革命”思想,清除左翼电影的“阶级”意识,并以“党化教育”与“文化统制”的积极姿态行使中央政权在电影传播领域的使命和职责。当然,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原因,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制度始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深度、广度和效能。     

论或有事项的不确定性

或有事项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不确定性，或有事项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不确定状况，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其相关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对或有事项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对或有事项的全面认识和对或有事项正确地进行确认和披露，同时对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孙瑜、张骏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

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海归”队伍是中国早期电影界现代性最强的一股力量,这
其中,洪深、孙瑜、张骏祥在不同时期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不约而同且各有侧重地将
戏剧电影作为“中国梦”的文化想象与建构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不同转折点上扮演
重要角色。通过回顾洪深、孙瑜、张骏祥的电影创作实践是如何跨越“美国经验”,而朝着电
影的“中国梦”探索前行,可探析这种跨文化实践对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借
此可为今天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生产提供历史经验。
     

“前现代”寓言、类型拼贴与泛亚语境建构——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的主题学分析

宗教电影是韩国当代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们同步参与了韩国当代社会文化与民族集体心理的现代性转型,也形成迥异于西方经典宗教电影的表现主题与泛亚美学特征。根据主题表现度对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进行分类,可以概括其三种美学特征：高纯度宗教电影的寓言化特征;宗教题材的通俗化处理;现实语境中围绕宗教信仰的国民性反思。作为泛亚地区面对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缩影,韩国宗教题材电影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主体性与情感价值,其多元发展的美学形态也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视野。     

论中国电影美学的特点与建构

中国电影美学的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起步,并开始逐步拓展。虽然西方电影美学和中国电影美学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美学传统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此,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不应是西方电影美学的简单移植,而应在学习借鉴之基础上,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和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使之能更好地凸显出中国本土文化特色。为此,既要深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关于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又要从理论上认真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所积累的各种美学经验,并深入探讨其创作规律。同时,还要认真研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把握观众观影时的审美心理变化,分析那些能吸引和打动观众的优秀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之处,总结出其中的创作规律,并深入研究电影美感如何在观众（审美主体）和影片（审美客体）的融合统一中产生。随着接受美学的引入,观众的先在结构、期待视野及观众反应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都构成了研究的内容。另外,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一方面需要从域外引进各种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充分重视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积累,从而使中国电影美学与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有机衔接起来,显示出更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本土化特征。     

吉米·斯图尔德（下）

战争中断了他的电影事业 1941年吉米人伍了，沿袭了家中服兵役的传统。他的外公与祖父都是内战时的老兵。在西班牙与美国作战期间，他的父亲在返回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前，也在三郡山附近作战。亚历克斯还在一战期间服过兵役，吉姆又一次继承了父业。他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正如《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面对征兵的可能性（被征兵的人数很少），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商业与精英的两极 ——从冯小刚、姜文试论中国电影雅俗共赏之“殊途同归”

  冯小刚、姜文作品是世纪之交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实践,前者的草根心态、话语狂欢表现出当代中国电影所罕有的市民气质,但冯氏想像抚慰、调侃语调的自我解构表达方式,使得其电影的怀疑精神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呈现出虚无主义与现代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姜文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艺术精神在工业化浪潮下追求“经典”与“不朽”,成为《黄土地》以来中国人文/艺术电影最执着的“灵魂叩问者”。他怀抱“古典”电影艺术观,认为电影的思想艺术性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其间的意外、磨难、痛苦决定影片最终可能呈现出任何形态,但唯独不可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尽管冯小刚对商业元素的极致操作和姜文视艺术性为最高目标的努力并未达到各自的最佳状态,但他们的作品还是构成中国电影引人注目的“两极”探索,有望为已进退失据的中国电影提供一条摆脱“好莱坞效应”的本土化之路。     

文化想像、身份追寻与“差异性” 的文化价值取向 ——论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价值与路向

 通过对民族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及少数民族电影等概念进行厘清与界定,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可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分别有其不同的文化想像、身份追寻、意识形态表征等文化价值取向。此外,还可以从文化多元化特质与电影文化民族异质性的全球化表达策略两个方面,探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化价值的取向与方略,以期寻求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对策与路向。   　
     

试论罗布·格里耶的电影小说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小说领域完成了10个年头实验的罗布.格里耶将目光瞄准到了电影小说,开始为影坛和文坛培育新型的电影小说品种,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文从电影小说的文学性、影视艺术特征及独特的叙事方式等方面入手,对格里耶的实验电影小说以及渗透在文本中的创作理念作一探析,以探求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克拉克·盖博（下）

但现在，他喝得并不多，如他平常一样。他也吃得不多。为了扮演《不适应环境的人》，他疯狂节食，体重从230磅降到了195磅，在整个拍摄期间，他只吃一些牛排、西红柿、农家干酪。对他来说，规则很简单。由于他不注意，体重又回升了，但只要他注意了，很快又减轻了。他不得不减肥，不仅是为了上镜，也是为了保险。他曾经有两次没有通过电影保险测试，在床上躺了几天之后才通过。过去十年里，他发过两次病，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