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

宋代的馆阁号称蓬山藏室和育才之府,因其地位的非同寻常,故其曝书活动亦倍受关注.期间文士纵观馆库秘书,以知图籍之富;朝延安排旨酒佳馔,以见崇儒之盛;帝王传赐典册翰墨,以宣惠爱之深;文人赋咏题名,尽显风雅.宋代馆阁曝书活动的文化意义在于:提倡文治,优宠儒臣;促进了宋人的翰墨风流;加强了文人的集团性、群体性.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考探

文章以宋代笔记为范畴,探讨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认为唐人及其诗歌对宋人的影响深刻,宋人具有普遍的无意识崇唐倾向,对唐诗多持肯定态度。但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亦有保留的一面,往往根据宋人的＂尚理＂思想,对唐诗加以批驳。     

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论宋代茶磨与器物文化

宋代是器物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制造业及繁荣的市井经济,宋人创制出一批精美的生产、生活器物,如文房中的笔山、砚屏、澄心堂纸,又如茶事中的金银制茶具;宋代是一个“雅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宋代文人的业余生活大多与雅事有关,对各类器物的收藏、鉴赏、推广即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茶磨即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通过对茶磨一物的考察,可见宋代器物文化独有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并重的特点,宋代文人在茶磨身上寄托的精雅审美品味与闲适生活理想,以及宋人对器物文化不遗余力的弘扬之功。     

论宋代文人词学观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宋代文人词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曲子词的发展相适应的。但由于词史发展的特殊性，宋人的词学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如诗化与词化、典雅与俗艳、抒情与言志、自然与雕琢等一些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力量的彼此消长中，宋代文人的词学观才走向成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词从近乎缠令的游戏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抒情言志的“美文”。     

“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

宋代以来,正统文人多以"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而金元以来边缘文人则多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胡适以来,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大散文"由中心文体降为边缘文体,"宋文"观念价值大减.这种观念与宋人"自我评价"相差甚远,远离文学史"原生态","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现当代,宋代文学各体,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独尊"地位极不相称,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有反思的必要.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蕃处中国：宋人笔记中的西域

宋代的地缘关系影响到中原士人对西域地区的记录和书写,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状况的考察是洞察宋代西域地区的重要视角。宋人笔记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物产异闻、于阗美玉、地理形胜等物象,既有对当朝史实的记载,也有对前朝旧事的回忆,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不仅扩大了宋代西域的史料视野,还弥补了正史未能详载的缺憾。在记录手法上,宋代士人继承了历代仕宦文人关于西域书写的基本传统,并在记述立意上体现出“蕃处中国”的文化追求与政治理想。     

论宋人对蔡琰的接受——以文天祥《胡笳曲》为中心

明蔡琰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作品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认同和接受。以《胡笳十八拍》为例，虽然它的著作权在宋代曾遭质疑，但这并没有妨碍多数文人对它的称颂和拟作。其中文天祥的《胡笳曲》在众多的仿作中具有典型意义，透过《胡笳曲》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到宋人对蔡琰接受的时代原因，以及它所体现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