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的走向——“野田内阁执政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2日,野田佳彦正式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民主党执政后两年内产生的第三位首相。野田上台之后,对前任菅直人内阁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若干重大修正,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尤为值得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和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26日召开了野田内阁执政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王     

野田访美与日美能源合作

野田佳彦对美国正式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加强与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核电发展滞后,致使火力发电燃料——天然气进口激增。美国大量开采页岩气,成为能源出产大国,而日本为了拓展新的能源进口来源地,故要加深与美国的能源合作。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日本对华大战略简析——以“接触”与“防范”为核心概念

中日复交后,日本对华大战略的核心概念由"接触"和"防范"构成,并经历了如下演变:在20世纪70～80年代意图通过接触使中国接受合作、推进改革开放并靠拢西方世界;冷战结束后,欲以"大接触"战略辅以战术性防范来引导中国接受西方标准并融入其国际体系;21世纪头十年,面对中国崛起,接触多舛、防范加剧,对华战略紊乱,中日关系由此波动;2010年之后,接触与防范围绕使崛起的中国"守规则、负责任"展开,对华战略重心向防范与体系之争倾斜。这预示着今后的中日关系可能面临更大的博弈和震动。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野田内阁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2011年9月2日,野田佳彥内阁诞生于东日本大地震后内外纷扰此伏彼起的多难之秋。在经历了2012年1月13日的内阁改组后,仍面临诸多难题。为此,2012年1月,本刊特约李薇等七位在京日本研究学者就野田内阁所面临的挑战及其采取的对策撰稿如下,以飨读者。     

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

鸠山内阁在外交政策上强调民族主义,外交自主性有所提高,同时谋求适应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构筑新日美同盟关系。而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核心的日本亚洲外交将成为新的对外战略重点,并争取在构筑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为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可预见的将来 ,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地区外交的有力依托 ,而加大与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协调的力度 ,改善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将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方兴未艾的亚洲区域主义潮流以及中国在地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等因素 ,使日本的地区战略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变数。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中日关系新动向与“东亚共同体构想”——“日本新政权的外交及对华政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8月30日,日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众议院选举,最终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以308个席位赢得了本次大选,实现了政权更迭。同年9月16日,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新首相,鸠山新内阁诞生。鸠山新内阁成立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重     

结盟对国家崛起、发展的影响--以日本为例的历史分析

结盟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它对塑造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一定作用,但也可能给参与国带来危险,它可能为崛起国家所用,也可能为防范其崛起的国家所用。因此,崛起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同盟前要慎重衡量其目的及利弊得失。结盟对日本国家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也对其崛起、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结盟对于日本的崛起以及崛起的东亚存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