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英文)

为了回应休谟关于因果性与自由关系的难题,康德提出了两种因果性概念：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前者指涉思辨理性语境中的现象领域;后者在思辨理性的超验的自在之物领域,只是一个否定性概念,但在实践理性的语境中,它获得了客观实在性。自由因果性所肯定的是先验的自由,而不是心理学的自由。在康德那里,这两种因果性以分裂的方式共存于人（既是现象领域的存在者,又是自在之物领域的存在者）的身上。康德之后,马克思批判性地综合了黑格尔和叔本华的成果,揭开了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谜底——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既蕴含着目的性和自由因果性的维度,又蕴含着自然因果性和历史因果性的维度。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生产劳动这个必然王国构成自由王国的真正的基础。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认识论意义

本文认为,康德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不仅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而且应该看到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认识主体先验地赋有一套能动性结构。这个理论原则对人的认识能力、科学知识的性质、认识对象的形成以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创性见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在对康德提出的主体能动性的思想进行科学扬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找到了认识主体能动性的现实基础——社会实践。     

强制、自然与完善——前期康德走出“游叙弗伦困境”的三个原则

"游叙弗伦困境"本质上是行为标准的问题,即其到底内在于行为自身还是由外加于行为之上。康德之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者是超验论的,或者是经验论的,其所要求的行为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前期康德的回答初具先验论色彩,他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行为必须是被理性强制的,因而是主动义务而非被动义务,前者受对他人的行动的约束,后者受他人的约束;第二,行为必须是自然的而非实定的,前者以行动本身为基础,后者以他人的任意为根据;第三,行为在道德上的完善是客观完善而非主观完善,前者在于与客观法则的一致,后者在于与准则的一致。这些原则说明康德立于行为自身探求行为正当的依据,冀以此保证行为的普遍必然性。这种探讨为先验伦理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在实践中的和解

规律性与能动性之间存在张力,前者"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后者则要求把人的主观意志楔入客观历史进程。问题在哲学史源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康德提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黑格尔试图在精神运动中,让自由与必然合二为一以解决问题,但对现实毫无触动的解决是抽象的无。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在于讨论问题的立场是认识论的。正是在实践本体论立场上,马克思把对立置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上,把自由与必然分别转化为能动性和规律性并使之具体地和历史地统一于实践。     

论康德意志概念的两个向度

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意志作为一种依据道德律而去实现一定客体的欲求能力,具有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中第一个向度是指意志必须具有规定根据,即它必须依据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道德律来规定自己。意志的第二个向度是指意志作为一种欲求能力,必定期望去实现一定的客体或对象。明确这两个向度,有助于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全貌,也能够澄清关于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及＂道德律与至善相矛盾＂的误解。     

论康德的哲学观:“先验辩证论”新探

文章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真正目的是提出了一种哲学观即对于哲学本性的科学解释,因此,先验辩证论是第一批判的核心内容,它主要是探讨理性超经验使用问题。正是在这种使用的过程中,一方面表露了人类哲学思维的辩证本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掌握了理解康德哲学观的关键,即他想通过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来消除哲学中的矛盾,从而建立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因此,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是康德哲学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文章分析了康德对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论证;评价了康德哲学观的理论贡献和内在矛盾,指出了这一哲学观对后继者的启示。     

康德责任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关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倒序解读

如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有系统理论体系的道德哲学家一样,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是康德责任论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其理论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康德关于人的基本看法的合理性。康德通过强调人是有理性的东西,从类的角度深刻合理地揭示了人有自主能动性这一本质属性。基于这一判断,康德将人的自主能动性,也即人的意志自由作为责任论伦理学的基础。     

康德崇高理论评析

康德并不是为了研究美和艺术而研究美学的,但他试图调和理性派美学和经验论美学的努力,使他的美学思想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关于崇高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一、关于崇高的对象和种类的划分康德对崇高的分析是和审美的分析相比较进行的。他认为,审美的对象在形式,审美是形...     

康德的实存问题与本体论批判——反驳当代几种典型的质疑

康德对上帝实存的本体论证明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批判,他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实存"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因而从上帝的纯然概念中不能分析推导出他的实存.近50年来,以穆雷·凯特雷、J·威廉·福吉、艾伦·伍德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对这个论据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们的理由和论证都包含着一些错误和混淆.同时,以塞西莉亚·魏与艾伦·伍德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康德的本体论批判不能一般地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本体论证明,特别是笛卡尔与莱布尼茨的证明.这种观点割裂了康德的认识论批判和本体论批判,没有意识到前者构成了后者的一个基础,因此其结论也是完全不可靠的.     

略论黑格尔的主体理论

关于认识的主体,历来是哲学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到近代,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形成了一条以主体研究为中心的基本线索,直至黑格尔把主体的理性、精神推向颠峰。黑格尔比他的前人更为关注和推崇人类理性的威力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主张活跃在哲学舞台上的主体就是人的理性思维,即他的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既是创造万物的实体,文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这样,黑格尔就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他关于认识主体的理论。 黑格尔关于认识的主体思想直接渊源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和费希特的自我意…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近代哲学“自我”观发展中的否定性环节——略论英国经验主义“自我”观

人们往往仅限于笛卡尔、康德哲学来认识近代西方哲学的“自我”问题,而忽视了经验主义“自我”观的历史作用。本文试图揭示经验主义“自我”观在从笛卡尔“我思”发展到康德“先验自我”的历史过程中的否定性作用,即洛克承继,发挥了笛卡尔“我思”经验的一面,经贝克莱这一中间环节,至休谟而推向极至。由此,“经验自我”完成了自身的否定,为康德重新确立先验“自我”开辟了道路。作者认为,我们今天在认识“自我”中重新陷入经验和理性的矛盾和困惑时,反思这段历史是不无益处的。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形而上的追求与人性的悖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自由意志思想论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等著作中,论述了道德的重要意义及其可能性,强调作为目的的人自由是其自身所固有的,自由意志是道德律令产生的根基和前提,它使人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决定和选择,能够在道德领域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使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道德律令在善良意志中体现出来,使人能够为义务而行事,能够产生善行,从而无限提升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价值.尽管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承诺了先验的善良意志的可能性而导致了难以回避的困难,但其独特价值却不但深刻影响和启迪了其同时代的思想家,而且20世纪的决定论者和相容论者也还在思考康德的论题.不过与康德相比,决定论者无法否定康德为自由意志问题设定的目的,而相容论者无法回避康德所设定的自由意志问题的论证思路,从而分别显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     

立法: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法律实证主义兴起以前,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理论几乎都将世俗法律的效力归结为某种"高级法"的权威,因此,法律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控制的,当然也就无所谓理性立法。古典自然法理论提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在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前提下,更是将法律归结为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即所谓理性主义法律观。但在法律实证主义视野内,立法并非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后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所以,立法也就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法律与立法的分离,促使法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司法化"的转变,现代法律科学正是在这个法律规则及其适用的意义上具有了"科学"的含义。20世纪末产生的立法法理学,则尝试拆除法律与立法之间的篱笆,揭示出立法中的理性及其可能性,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法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体论维度:"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变革。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主体是指具有认识能力的理性存在者,他是信息的发送者,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客体在主客关系中被动地接受信息,主体客体的位置不能换。而在康德哲学中,对象要去符合的知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在认识客体时所使用的知识,而是人在认识客体之前就拥有的先验知识。作为经验存在者,对象必须去适合的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这种先验存在方式,即先验知识。一切现实的对象都是先验知识构造的,这样,先验知识就成了本原,对象就成了派生物。所以对哥白尼式革命不应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解读,而应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     

理性的富有和美的贫困——康德美学的再批判

一、康德美学的历史局限当我们回首西方美学史的群峰时,无疑地,康德美学是一座令人瞩目的峰峦。康德美学是近代时代精神的总结。前康德时期,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想终于觉醒为哲学意识,主体自我意识的两个层次——经验感性和先验理性,以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这一鲜明的二元化形态表现出来。但是,它们各执一端的片面立场,又不能不导致对自身的否定:把感性推向极端使经验论必然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把理性推向极端使唯理论最终皈依绝对主义和神正论。近代哲学徘徊在进退维谷之中。     

从世界公民的观点能看多远的历史?——重新梳理有关康德历史哲学的争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康德哲学的确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理性理论的发展,但其有关历史的学说毕竟缺乏有效基础.欧盟的困境恰好暴露出康德历史思想中最矛盾的部分.对于今天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理想来说,康德的历史构想不啻为一盏鼓舞人心的明灯,但具体实施方案方面不必拘泥于既有结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康德思想才是推进普遍历史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