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与新记忆的产生

在社会学中,一些人常常会提出关于可能性的问题,或如何理解催生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的社会过程,尤其是如何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全局性的”社会过程。从迪尔凯姆（Durkheim）到布迪厄（Bourdieu）,用“决定论者”（determinist）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人或许更为恰当。现今的决定论者的特征可以被归为反个人主义（anti—indi—vidualism）,他们并不将个体视为社会的资源,如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将一个个个体视为社会构成中的一个个原子。     

信任与社会资本关系的多维解读

“社会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信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信任的主客观要求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而信任又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与网络、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社会资本多层次与多构面的特点为两者关系的讨论增加了复杂程度。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层次与构面进行剖析,从个体层次一结构维度、个体层次一关系维度、群体层次一结构维度、群体层次一关系维度重新对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阐释,探讨信任与社会资本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二重性”。     

浅析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一个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视角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奥通过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非正式群体”的概念。本文试图从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角度，运用共变法验证了非正式群体与工作效率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同时将非正式群体视为一个社会事实，对非正式群体的存在进行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提出了人力资源应当进行弹性管理的建设性结论。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制度:分析框架

早在２０世纪初，制度经济学就已经从有选择地勾画几个原则的情形发展到其理论几乎完全超出了新古典主义工具范围的状况。本文认为，这一状况不能为经济制度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要提供这种论证，需要以经典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将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目标和结构之中。经济活动只有通过不同群体协调才能进行，而不能由孤立的个体付诸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以及美国的商业集团和电力公用事业的先驱都被看作是“经济制度的社会结构”的案例。文章认为，尽管这些案例的适度分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一系统理论论述中是可以容纳这种偶然性的，而且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历史的陷阱。本文为新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1840──1919）社会一直处在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繁错杂、空前尖锐。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探索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近十年来兴起的关于近代土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可贵的尝试。土匪问题,并非中国近代的特产,古今中外皆有。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匪”的记载名目繁多,无论何朝何代,“匪”总是和社会的各阶层、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联系,近代中国更是被称为“盗匪世界”、“土匪王国”。对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涉及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民初山东土匪的新特点

在民初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一方面,土匪在军事装备与编练上的现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其更善于投机钻营和反复无常,这就使得寄生于民国社会之上的土匪这块“肿瘤”和“心腹之患”更加难以铲除;另一方面,土匪的寄生性及其对社会生产的杀伤力,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乃至停滞,从而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进行缓慢甚至畸形发展。     

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新实证——评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

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得近代史的面貌被表述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不同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视为“冲击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被看作因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被迫现代化的“反应者”。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

长期以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经济和政治的从属性存在,而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故对学界而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新问题,缺少必要的理论积累.此外,人们也常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对其理论逻辑关注不够,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体制改革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着“体制生成论”——“体制构造论”——“体制转换论”——“体制协调论”这一系列理论分析框架,以发现社会管理体制的生成、结构特征及其变革转化的一般性规律,为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

继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引起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变化,并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白领阶层”。他们是谁?从访谈及大众的经验中看“他们”,已有了现代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印像;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中间阶层”地位分层群体的雏形已经出现。尽管其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资源重新聚敛及其社会分化过程,有可能撕裂“中间阶层”,或使之重蹈20、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但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机会结构的平等化效应,这一地位群体必将顺势而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支定型力量。     

霍耐特对“劳动解放”的道德重构

“劳动解放”既是社会主义独特的规范要求,也蕴含着变革社会的实践目标。霍耐特通过对现代劳动关系的规范性重构,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解放”的消极意义,肯定了在当代坚持“劳动解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早期他将劳动视为道德主体形成的重要环节之一,并将消极的劳动感受视为潜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反抗要求;后期他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包含了对社会自由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错误地“倒退发展”,这种倒退对于指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提供了依据。霍耐特对劳动解放的规范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肯定了争取“劳动解放”对于扩展社会自由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新视角。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台湾“战斗文学”的发展及其终结原因

在五十年代兴起以反共为目标的“战斗文学”,是“外省作家”的文学,是来自仇恨和反映动乱时代的文学,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文学.像《未央歌》一类只有少量“复国”词句的作品,不能视为“战斗文学”.“战斗文学”之所以走向衰亡而非王德威所说未曾“逝去”,是因为1991年当局正式宣布“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使“战斗文学”存在失去了根基.此外,“战斗文学”的倡导者心理不健全；创作源泉枯竭；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倾向；生产“战斗文学”的体制尤其是监管手段存在着许多缺陷；台湾社会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年代,读者早已厌倦这些打打杀杀及血泪控诉的作品,故作为一种因意识形态而兴、因意识形态而颓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战斗文艺”到了九十年代只好成为历史名词.     

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

印第安人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污蔑和歪曲，印第安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背信弃义者”和“残忍的杀手”。其实，历史事实表明，印第安人具有但久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拒绝承认判地条约，并不得“背信弃义”，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抗击白人，也称不上“残忍”。     

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女性”理论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天津“历史与未来研究会”召开了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就中国妇女的历史、现状和前途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探讨与争鸣。一、历史的回顾:从社会的最底层到初步的平等中国妇女的历史是这次研讨会上讨论较多的一个议题。与会者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妇女处于“地狱中的地狱”的悲惨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并被视为“祸水”。     

新时期大学生择业心理现象探析

我国从70年代末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独生子女群体。这个群体生长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量大受益者。因此，他们的起点远远高于其父辈．他们在发达的信息网络时代里成长．因而思维活跃．自信而富有开拓性，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随着我国进人—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如今独生子女大学生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一代娇子。变成在自主择业的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庞大的年轻群体，这就给社会提出—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同妻”社会适应问题的虚拟社会人类学分析

在当代社会，社会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但总有一些群体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其中“同性恋”群体的衍生群体——“同妻”就属于这一类。由于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歧视，同妻对特殊身份的认同和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难以适应。同妻的社会适应不仅意味着与同性恋者婚姻关系的结束，也涉及经济、交往方式、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的调试。社会层面对应的是循规性行动，主要探讨同妻交往方式和群体互动对其交往方式的影响等，使其能够达到心理层面的良好适应。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论烙印群体及其就业帮扶政策困境——以我国刑满释放人员为例

烙印群体作为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缺乏制度和公众给予的身份认同，接受了恢复性措施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美好的回归需求。然而，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意愿却因其越轨历史被不断打压，长期生活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烙印群体，他们同样面对着不平等就业的现实。笔者对烙印群体的内涵及范畴做了具体的分析与界定，并试图以刑满释放人员为例阐述该群体在社会回归过程中面临的就业难题与帮扶困局，进而对困局的产生机理进行深入挖掘，提出以服务为目的社会政策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方向，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以及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49—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新母亲”图像研究

讨论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中国妇女问题时，必然不能避开“妇女解放”的主题。在建设新社会面临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时，妇女的动员工作必不可少，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时期，有个特别的群体即“社会主义新母亲”频繁出现在美术图像中，其存在的意义及作用不容忽视。也因此引出了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以及党如何利用图像对“新母亲”群体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等问题。本文搜集从1949年到1956年有关“社会主义新母亲”的图像，与同时期的《人民日报》进行比较，发现处于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亲群体，被国家与社会以“贤妻良母”规范着，而涉及其参与公共活动和政治的权利与话语权，则停留在1950年的“和平签名”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