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误译的思考

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一直以来都是争议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他的翻译不仅不忠实于原文 ,而且有许多误译 ,因而算不上翻译。从目的论的视角来审视庞德的翻译及其误译 ,其实有些误译是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 ,这些误译体现了庞德的诗歌理想 ,是实现其翻译目的的手段。     

从《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看译者创造性叛逆

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接近和再现原作在翻译时所做的主观努力,并且为了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通过对两译本的剖析,从而对译者创造性叛逆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翻译主体角度谈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章指出: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而通过对英汉诗歌翻译个案的分析,从翻译主体角度探讨和阐释了诗歌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读者的创造性叛逆等若干问题,以期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中英诗歌互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及产生原因

翻译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叛逆产生的过程,诗歌形式精炼、意象丰富的特点使其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对原文信息的增减和意译,其原因与译者的文化背景、个人风格和不同语言间的根本性差异密切相关.     

论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三美”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由于其形式精炼而意象丰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许渊冲先生提出,"三美"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其诸多诗歌译文创造性地对原诗进行叛逆,实现了译文的增值效果,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三美".     

论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主体间性特征

随着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研究的发展,翻译中的主体间性研究开始登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担负着多重身份,他们对原作的翻译既是 "创造性叛逆",又是一种"误读","创造性叛逆"往往寓于误读之中,并以误译的形式出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蕴含了主体间性特征,并且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是以主体间的互动与制约为基础而呈现的.因此,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既是一种主体性事实,也是一种主体间性事实.     

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见或不见》的翻译为例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既必要又无法避免,而诗歌的翻译更是如此.选取了网上流行的短诗《见或不见》的几个比较盛行的英译本片段,从译者身份和创造程度的把握上讨论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主客观因素驱动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马君武、苏曼殊《哀希腊》译本对比分析

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产生对原作的叛逆。这种创造性叛逆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制约。马君武与苏曼殊翻译的《哀希腊》风格各异,但都与原著有不同程度的背离。本文在对比两译本的基础上,试探究造成这种叛逆的主客观因素。     

诗歌翻译的“忠实性创造”——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的原则

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他的翻译不仅不忠实于原文,而且有许多"误译"和"叛逆"。重新审视庞德的翻译及其误译,其实有些是对原作的忠实性创造。体现了庞德的诗歌理想,是实现其翻译目的的手段。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英汉诗歌翻译等值的探讨

近年来，就英汉诗歌翻译而言，怎样尽情传达原作的信息和固有风貌，使原作与译作在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审美层次上得到最大程度的等同，众说纷纭，各持一理，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诗歌翻译的偏差现象，客观地研究诗歌翻译中等值觅得的可能性，从而对实现诗歌翻译等值的途径提出一些看法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极力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从而从理论上提高了译者的地位.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原作的操纵,从而使译者显形.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导致了对读者的忽视.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任何翻译,其本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而作为读者接触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的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有一个根本区别——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必须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论证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文化前结构与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是指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写.从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英译本<中国传奇>出发,作者分析了翻译的创造性误读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创造性误读并非是对原作和文化的亵渎,而是文学生产和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从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从阐释学看《红楼梦》回目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