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权的运作方式极其独特.侦查机关可以自行采取几乎所有的强制侦查措施,而且,遭受侦查权侵犯的犯罪嫌疑人也无权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我国这种以内部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模式,客观上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为了防止侦查人员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势在必行.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     

中国侦查权辨析

侦查权是一项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的重要国家权力.但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于侦查范围的界定,却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疏漏;对于侦查权的分配与行使,未能形成统一的格局,从而引起侦查权在性质上的非确定性;对于侦查监督权的设置也具有较大的缺陷,不一定能够控制侦查权的被滥用.分析并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到侵犯,而且也关系到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在我国最终得到实现.     

侦查权制约机制比较研究

由于侦查权存在着随时可能被滥用的危险,所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对侦查权予以制约.以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对侦查权的法律控制.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法律传统、法律文化背景等存在差异,对侦查权的制约机制存在着不同的立法模式.尽管如此,通过对国外侦查权制约机制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可以为完善我国的侦查权制约机制提供有益经验.     

论技术侦查的检察监督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刑事犯罪呈智能化、有组织化、跨国化的发展趋势，技术侦查应运而生。技术侦查的运用，提高了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但也对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和通信自由权带来极大的威胁。世界各国通过司法审查来实现对技术侦查权的管控，力图使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保持平衡。而我国技术侦查权的审批和执行集中于公安机关，没有外部的监督和制约，为其滥用提供了便利条件。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侦查监督的职责，应由检察机关监督技术侦查权的行使。     

论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

我国侦查权配置与制约具有多个主体享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多样灵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侦查权的行使较少受到限制与制约,侦查主体分散、效率不高和法外侦查正当化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保障人权、控辩平衡、资源整合、权力受制的原则,对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进行优化,具体包括:建立廉政署统一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扩大被控诉方的权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能等。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兼评外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是防止侦查权滥用的重要手段。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的侦查权控制机制主要有司法令状控制模式、司法救济控制模式和非法证据排除控制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权。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权控制机制的设计则存在诸多不尽合理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对侦查权控制机制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刑事侦查权作为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其根本目的在于依法追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侦查中心主义",使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导致与公民防御权的明显失衡.结果造成了大量程序性违法现象的存在.本文仅根据我国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实践.从制度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加以探索,力求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使权力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兼评外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是防止侦查权滥用的重要手段.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的侦查权控制机制主要有司法令状控制模式、司法救济控制模式和非法证据排除控制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权.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权控制机制的设计则存在诸多不尽合理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对侦查权控制机制加以完善.     

我国侦查权配置现状及其优化路径

侦查权作为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侦查权配置主要由国家政治制度、刑事制度、法律文化等因素所决定,同时也会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影响。我国现行的侦查权配置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为主的多元模式。“监察优先”原则奠定了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侦查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基础性功能,检察机关的“监督型”侦查权也是其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的体现。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侦查权配置存在侦查权限范围界定不合理、侦查权力与侦查能力不匹配以及不同机关之间互涉案件管辖、强制措施适用等方面衔接不顺畅等问题,需要从构建全覆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合理配置侦查权等方面进行优化。     

崇尚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助推器

崇尚监督,树立监督权威,使监督者也接受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是使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崇尚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崇尚监督的理念将在监督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重构监督体系,填补监督的漏洞,需建立一个新的专门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机构———廉政监督委员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其目的是从源头上预防和铲除腐败,做到权力制衡,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政治文明。     

反腐败视域下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中国监察机关的证据补查体系逐渐呈现出退回重新调查、退回补充调查和直接补充证据三种模式。监察机关审理阶段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各有其形成的原因及运行机制,也都有独立存续的空间。退回重新调查模式和退回补充调查模式在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权和保障案件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两者容易引发内部机构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案件办理效率降低。直接补充证据模式有助于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和促进内部和谐,但却模糊了监察机关内部机构之间的职责边界,容易引发制约不足而配合有余的风险。未来应当秉持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在保障内部监督制约和案件办理效率的基础上,严格依法适用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权力监督体系中的巡视监督：职能定位与功能开发

在水平监督不可能成为权力监督体系的核心,自下而上的监督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监督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党内监督体系中的自上而下监督形式的巡视监督,就成为党内权力监督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可以把巡视监督定位为整合各种监督形式,催发和强化各种监督,形成监督合力的一种监督。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也迫切需要这样一种整合机制,且巡视监督的潜能也使得它能够成为这样一种高效的整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开发巡视的监督功能。     

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之探析

要确保行政权利依法、公正、高效地行使,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较为系统、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体制,但有时候仍然存在着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监督操作缺乏可行性等缺陷。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包括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和社会舆论等监督主体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来使之发挥对行政权力的直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作用,以及建立行政人员的道德约束机制等内部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来实现,这些乃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关键。     

高校党政干部权力监督工作法制化初探

党政干部的权力运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权力的滥用,是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反腐倡廉能否取得成效,就取决于对党政干部运用权力的过程实效的监督。本文就此从法律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的功能检视与再造

正值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之际,重新检视董事会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面向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监事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形骸化现象与混合模式下出现的公司监管重叠与监管中空等现实问题,监督型董事会在中国公司代理权下沉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中将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董事会,监督型董事会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功能为核心,尤其在监事会缺省的一元制语境中更应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关而发挥作用。在保证主体独立性与对象全面性的基础上,新架构下的董事会将能实现监督的灵活性与深入性,宜建构强化弱势股东话语权的选任机制、保障监督主体抗衡力的行权机制、创新多元的激励机制与权责适应的追究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推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与现代公司制度的良性发展。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