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追昔游集》系年补正

《追昔游集》是研究李绅的生平、仕途迁转的重要文献资料，对其所收诗歌准确系年是研究的基础。对前人系年有误之处进行补正，主要对诗人大和七年到大和九年所做的一组诗的时间线索做一大致的勾勒，并对《过梅里七首》《重入洛阳东门》《新昌宅》三组诗的创作时间予以考辨。     

试论李白《秋浦歌》与王维《辋川集》的异同

李白《秋浦歌》与王维《辋川集》是天宝后期创作的表现江南秋浦胜境和北方蓝田辋川佳境的两组山水诗。尽管王、李二人没有交往唱和,也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但两组诗还是存在相同之处：它们都继承了南朝大谢、小谢山水诗的艺术传统,运用五绝组诗描写山水景物。《秋浦歌》《辋川集》的差异主要是：李白重主观抒情,王维重客观描摹;李白受民歌影响,追求“诗中有人”,王维则受佛禅影响,追求“诗中有画”、“诗中有禅”。     

论《古今词统》的词史建构

明季词人卓人月和徐士俊共同选编的《古今词统》与陈耀文《花草粹编》、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等共同代表着明代词选的水平与特色。该选本努力超越流行数百年的《草堂诗馀》的范围与手眼，并试图建立一种大一统的词史统序，即合古、今为一体，而着意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合婉约、豪放为一体，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合词史百汇于一体，既开拓了选源也丰富了词史。这是对《草堂诗馀》系列选本长期垄断词坛的反拔与重构，对清初词坛亦有重要影响。     

一部新发现的咏《红楼梦》力作——《甄女词》读解

《红楼梦》的传播、接受史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观,而"题红"、"咏红"诗则是奇中之奇。题咏之中,还有一种集句诗也令人刮目相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有人竟以诗中难度最大的七律体集成130首大型组诗,雍容华贵地歌咏、评说小说《红楼梦》,而且别出心裁地以书中次要人物香菱为见证、象征与线索,写得扑朔迷离、含蕴厚重、哲思悠悠、气象万千。这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评论中诗评的力作——《甄女词》。     

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大量出现。阜阳汉简《诗经》残本,郭店楚简《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这些出土文献的面世解决了《诗经》学研究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对今本《诗经》的考释起了推动和补充作用,展示了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风貌,印证了《诗》与礼乐文明的关系,丰富了《诗经》研究史,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中与西的神遇:简论中国现代的旧体译诗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成两截,在翻译领域也把继承了苏曼殊等人的清末译诗范式的旧体译诗归为近代的产物而予以轻忽。故而它们不单在现代外诗汉译史中鲜见讨论,在文献整理时罕有罗列,甚至在后出选本译序中也很少得到回顾。本文尝试在新旧诗体论争的语境中,考察旧体译诗在"五四"以后的存在空间、形态及原因,探讨它们在传达西方诗"义旨"与"风格"上取得的效果,并重新认识它们在现代西诗汉译史中的价值与地位。     

刘熙载诗歌创作理论初探

刘熙载在《诗概》中阐明了不少作诗的方法。其中既有宏观方面的创作原则和艺术方法,如作诗要“真”,讲究“义”、“情”与“景”之间的关系等;也有具体结合诗体特点而谈的创作技法,如五言与七言、律诗与绝句等在写作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马诗》二十三首看咏怀组诗中诗美观的沿变

本文通过对李贺<马诗>二十三首的分析以及与阮籍咏怀诗歌的比较,试图追寻诗歌发展沿变背后表现与再现诗美观的消长与互补.论文认为,<马诗>二十三首不仅是咏物组诗,也是承继了阮籍咏怀组诗特点的咏怀组诗,其抒写情感的角度逐渐由内心世界转向外物,构思方式从以寓意为主转向刻画形象为主,诗人主体创作意识由表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转向了再现的创作手法和诗美观.     

《河岳英灵集》选评孟浩然诗及其诗歌史意义

《河岳英灵集》选孟浩然诗九首,置于卷下第四位,诗人名下有品评;其品评内容包括总论孟浩然生平与诗风、摘句论析并征引孟浩然《宿建德江》全诗;其选孟浩然诗,题旨包括赠答诗、登临咏怀诗与羁旅见闻诗、慨叹身世诗;其体裁,总计五律六首,七绝二首,七古一首。殷璠选评孟浩然诗,从诗歌总集编撰史、诗歌批评史以及诗歌接受史等角度分析,均有其独特的价值。     

论唐代组诗的几种特殊形态

组诗作为一种诗歌表现形式,其所具有的“文件夹”功能对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展现有独特的效用。除去一般意义的组诗外,唐代组诗中还有联章组诗、联句组诗、辑诗组诗和同题共作组诗几种特殊形态,在文学发展史中有着特殊的文体学意义。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露茜组诗》中神秘感的构建

自面世以来，《露茜组诗》即以其神秘的气质吸引着读者，人们对于露茜的身份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而这个谜团的存在，仰赖于各种诗歌技巧如语气的不一致，主体的变化等，通过分析这些元素，可以解读诗歌总体神秘感的构建。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研究，深入文本内部，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破解《露茜组诗》中神秘感的构建。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楚辞》考源

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 历来总喜欢把他们连成一串,真是痴人说梦。(闻一多:《屈原问题》) (一) 《诗经》出现之后,四言体诗歌没有继续发展,诗坛冷落,实际上是一片空白。两百多年以后,屈原那带有鲜明南方楚国地方特色的诗歌出现了,宏伟瑰丽,感情奔放,卓绝一世。屈原的诗歌,“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这一新的诗体,受到广泛的重视,相率仿效,掀起了诗歌创作的大波。到了汉代,这种诗体才被称之为《楚辞》,本意当是楚人的歌     

“温柔敦厚”意义的变化与《诗》的实用化之关系考

＂温柔敦厚＂既是诗的特点,又是诗教的方式方法特点,还是诗教的结果的集中概括。《诗》的实用化始于文本意义的使用,后经历了以义理为用和移风化俗两个阶段。＂温柔敦厚＂内涵的变化与用《诗》的过程有关联,它们相伴相随,互为因果,厘清这种关系,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诗》从实用化趋势出现到实用化正式开始,再到完成走上了实用化的道路这一轨迹。     

谈杜甫的论诗思想

谈杜甫的论诗思想○王艳军杜甫的论诗思想主要集中于组诗《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偶题》之中。这三篇可以说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不可分割。历来人们对《戏为六绝句》颇多关注，争论不休。而对于《解闷十二首》及《偶题》重视不够，未给予全面深刻的认识。近来胡...     

日本汉儒对中国诗经学的继承性接受研究

自公元五世纪《诗经》传入日本,即开始长达千余年的日本《诗经》接受史。日儒对《诗经》的接受大致可分为继承性接受与改造性接受两种方式。而继承性接受的特征更为显著,是日本诗经学的主流接受方式。继承性接受思维主导下的日本《诗》著带有鲜明的注疏表征,与日本自古以来重传统、重家学的传经模式一脉相承,在保存《诗经》古本与承传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胡应麟诗史观之检讨

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出的诗学命题"格以代降",往往被研究者认为是文学退化论的观点。综观胡应麟的诗史观可以发现,"体以代变"才是其诗史观的核心,"格以代降"主要是就诗体规范而言,与"前规日远"相表里,他并非持文学创作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其强调祖述典型的复古倾向立足于指导创作,并不能掩盖其主新变的诗史观。因此,辨析"格以代降"这个诗学命题的内涵对我们反思与重估复古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