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他史学思想和文笔最成熟时期的作品。《编年史》集中反映了塔西佗反对暴政和歌颂共和两方面的史学思想。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塔西佗对所看到的现象,不能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方面加以分析,因此难免有些缺陷。但这并未影响《编年史》突出的史学价值。     

塔西佗所记日耳曼民俗的价值

塔西佗所记日耳曼民俗的价值陈德正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５５年—１２０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曾担任过执政官等高级官职。他在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政务活动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考察、整理、记述罗马人、...     

德国讨论在跨文化日耳曼学中的意义——以《德国论争1945～2005》中的四篇文章为例

德语文学作品作为日耳曼民族集体记忆的记录和德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为跨文化日耳曼学进行德国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德国讨论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通过对埃贝哈德·拉特格布(Eberhard Rathgeb)《德国论争1945²005》(Deutschland kontrovers-Debatten 1945 bis 2005)中的四篇文章进行德国讨论,证明了进行德国讨论有助于探寻日耳曼民族集体认同。     

十七世纪中叶的卡尔梅克族与东突厥斯坦

前言近年出版的沙·马合谋·伊本·米尔扎·法即勒·忽刺思所著《编年史》(奥·弗·阿基穆什金校订、翻译、注释、研究并索引,莫斯科,1976年),是波斯文《编年史》的校订、译注和研究论文(以下简称《编年史》)。这部《编年史》是为察合台家族的亦思马因汗(1670—1682年在位)写的,成书于回历1087(1676—1677年)年,书中叙述了1428年至17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东突厥斯坦统治者们的历史。     

试论宗教改革之前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兴起

15世纪上半叶举行的一系列宗教会议是教会大分裂之后恢复教会秩序的重要举措,期间教会改革的议题也再度成为焦点。在这个语境下,15世纪德意志知识分子以"德意志民族"怨情陈述方式要求教会改革,其目的在于反对来自罗马教会各种名目的税收。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伴随着帝国政治制度改革,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知识分子利用神话传说,追溯历史,有意识地在政治宣传中,进一步发展了"德意志民族"的概念。但这个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只有在共同抵御外在威胁时,"德意志民族"的概念对于诸侯领地政府才有价值。宗教改革早期,特别是路德本人的"德意志民族"的概念正是在这个语境与政治背景下阐述出来的。     

“一个麻烦的祖国”——论德意志民族的德国认同危机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德意志民族始终被民族认同问题所困扰,德国也被德国人称为一个麻烦的祖国。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的发展和稳定的大问题。造成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德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即德国位于欧洲的所谓中间地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即德国历史一再遭遇断裂,极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德国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全民性的共同归属感的形成再遇障碍。在决定性的19世纪下叶,德意志民族国家终于建立,但是三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均以失败告终,致使民族意识一再遭受重创。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为“塔西佗陷阱”正名——“塔西佗陷阱”二题

“塔西佗陷阱”是国内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首先在“塔西佗陷阱”的命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误读、误解。事实上,在“塔西佗陷阱”的命名上,潘知常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其次是在“塔西佗陷阱”的内涵方面,“塔西佗陷阱”针对的也不是公信力的问题,而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问题。它揭示的是文明的进程必然包含着“饥饿”与“恐惧”这两种挑战的秘密。而且,“温饱”的最大化甚至还不如“恐惧”的最小化。因此,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也就与“塔西佗陷阱”的跨越息息相关。     

《餐桌上的德意志》简介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蔡玳燕讲师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德国的饮食文化是德意志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积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社会文化,它不仅拥有物质文化的内涵,也有精神文化的内涵。将饮食文化与德意志民族性格联系起来,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是对德国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种深入了解,也是对当代德国人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解读。     

细部的真实——考察塔西佗历史叙事的一个向度

基于"惩恶扬善"的撰史旨趣,塔西佗善于通过对场景、人物等细节性雕凿发掘隐于其间的道德意蕴。在此意义上,诸如此类的深度刻画彰显了塔西佗作为伟大文学家与史学家的双重内涵,有利于全方位多视角展示纷繁复杂的历史人事及其丰富面相,读者亦可从中强烈体味史家著史意图。塔西佗细节化处涉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学术渊源。     

非理性主义是德国法西斯的思想前驱

德国法西斯之所以在德国兴起,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为法西斯兴起提供土壤条件之外,还与德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理性主义反动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的思想前驱。法西斯主义不但是非理性主义的延续,而且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20世纪初,德国继承下来的历史和文化,有激励民族奋进的火花,也有导致德意志民族后退的阴霾。从近代开始,德意志民族不仅产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巨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有不少饮誉世界的哲学家、思想     

《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

中古英国编年史对《大宪章》和约翰王进行了多重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奠定了不同时期《大宪章》叙事和评价的基础.19世纪末斯塔布斯依据奥尔本斯编年史,认为约翰是彻底的暴君,强调《大宪章》的宪法性质.20世纪中叶霍尔特对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采信《克洛兰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政府坚持亨利二世国家建设的政策,进而坚持《大宪章》的封建性质.近来卡朋特对原始手稿、政府档案和编年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依据贝蒂讷的无名氏的编年史和《科吉歇尔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性格的不足,重新主张《大宪章》的法治价值.总体上,依据法律文件、政府档案以及其他实物史料,研究者综合编年史中不同的历史书写,重构《大宪章》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心态,并对《大宪章》产生不同的叙事、阐释和评价.     

路德宗教改革与德意志民族主义

拿破仑对德国的战争与1848年革命的失败,激发了德国的民族情绪。要求德意志统一的民族情结,就反映在路德这位推行宗教改革的历史人物身上。但路德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脱离他本人所处的时代,他的《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书》,是当时德意志民族怨情表达的沸点,但在诸侯领地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路德又忠诚于诸侯领主,并最终成为世俗君主强化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一部新发现的十七世纪初蒙古编年史手抄本——评乔伊玛(Sh.Choimaa)新版《〈黄金史纲〉研究》

蒙古族有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献 ,其中蒙古编年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编年史自13世纪以来以完整程度不同的抄本形式 ,在蒙古高原上流传至今。自从俄国蒙古学者开始搜集、整理、刊布和研究蒙古编年史 ,并奠定了蒙古史料学基础至今 ,大约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了。在此期间 ,各国蒙古学家们继续对这些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蒙古编年史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令人兴奋的是 ,最近几年来 ,经蒙古国的学者们不懈努力 ,使 17世纪到 18世纪的几部蒙古编年史罕见传抄本或以丛书形式刊布 ,或单行出版。这就更加激发了学者们对蒙古编年史著作的极大兴趣。而对于…     

建安文学编年史

前言 中国史籍中的编年史极丰富,从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出现过《春秋左氏传》、《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实录》、《国榷》、《明通鉴》、《续通鉴》、《东华录》、《清实录》之类或繁或简的编年史,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惜文学方面的编年史,至今尚付阙如。使得文学通史或文学断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缺少坚实的历史依据。     

《凡尔赛和约》与战后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勃兴

1919年6月28日,德国在协约国的武力胁迫之下签订了完全背离“十四点原则”的《凡尔赛和约》,接受战胜国提出的对德国异常苛刻的惩罚。这种严厉的惩罚不但损害了包括资产阶级、容克贵族和普通民众等阶层在内的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物质利益,而且严重践踏了德意志民族感情,伤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引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抗和普遍抵制,刺激了战后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勃兴。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

费希特,近代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受到中国学人比较广泛的关注,得到迅速传播,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兴的标志性现象,费希特则成为中国人民激励斗志、重塑自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寻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

费希特,近代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受到中国学人比较广泛的关注,得到迅速传播,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兴的标志性现象,费希特则成为中国人民激励斗志、重塑自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寻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     

聚焦20世纪文学学术史问题

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以下简称《研究史》)历时10余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6年3月18日,上海地区高校、科研单位的徐中玉、王运熙、章培恒、郭豫适、陈伯海、齐森华、董乃斌、孙逊等50余位专家学者相聚复旦燕园,就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史问题展开研讨。文献工作是文史研究的基础,对基本文献能否作深入细致的搜集、清理、考辨、阐释,决定着研究的成败。这套《研究史》在资料文献的搜集和阐释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工作。章培恒…     

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结构(论文提要)

(一)从近二十年来文献的刊布情况看,蒙古编年史的总数要比原先估计的多得多。从十三世纪第一部编年史《蒙古秘史》问世到十七世纪前,概未有其它历史著作问世。通常被称做“编年史”的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在十七世纪又得到了复兴,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蒙古文学中确立下来。十七     

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

费希特不仅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深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处于时代转折，董的费希特立足于德意志社会现实，以极大的感召力和奉献精神提出了旨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国民教育理论，从道德和精神的角度探寻德国在战争中溃败的原因，希望借助教育唤醒道德败落的德国民众，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振兴，由此发展了德国的国民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