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浅析中国市民社会

成熟健全的市民社会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社会与公民三者的关系。透视我国的市民社会,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立足国情,以新的视域,一切从实际出发。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整个社会阶层结构正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制的日益健全,社会结构的日趋合理化,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尽管其历时尚短,经验不足,但在党的领导下,其发展前景将充满光明。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法治秩序之构建

葛兰西创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社会秩序失范的重要症结就在于公民意识未能有效确立,导致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未能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有效的内化。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信仰危机”现象,就必须充分发挥公民意识的“文化领导权”作用,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普遍有效确立。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

本文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发展、演变为视角,着力探讨了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机制以及其作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并对公众舆论是否具有理性,是否具有真实性、价值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说明。     

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本文不拘泥于传统学说 ,另辟蹊径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对该问题提出新的思路 ,文章试图从该理论的起源、发展和马克思对该问题的经典论述中得到启示 ,重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寻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中产阶级: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

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通过其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理性诉求以及与集权和专制的对抗,成为法治社会的阶级结构性基础;中产阶级的多元财产诉求,通过对财富的占有、对技术的支配、对消费的拉动成为法治社会的经济均衡性支撑;中产阶级把追求平等和消除不自由作为政治目标,把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契约作为经济追求,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理性精神,构成法治社会的思想主流性导向.     

网络舆论、集体行为与社会控制

网络舆论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集体行为。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中,网络技术提供了事件发展的最初动力,媒体间的互动协调则强化了特定舆论的力量,使其成为不容忽视的公众舆论并最终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影响。网络舆论的力量既给政府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手段,也对现有的社会管理和信息控制模式带来了挑战。     

现代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建设

公民意识作为现代民主法治中的民众意识,是对传统的臣民意识的超越。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但沉重的传统承袭时时都在试图摧毁人们心中的公民意识的萌芽。因此,培育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无疑会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当代西方公民责任研究的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公民理论家无论主张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民资格都承认良好的公民素质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都对公民责任持肯定态度。现实原因则既是政治话语自然递进的结果、是民主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度强调的权利的修正。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护民主政治的义务;其二,公民责任被视为公民美德的体现;其三,公民的核心责任是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具有多种途径等等。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转型时期司法中的民意现状与策略设计

中国转型时期,法官对司法中的民意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回应手法,缺乏对民意精细化和程序化的分析与运用,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因此,法官需要对民意进行灵活的识别,有针对性地回应。民意的回应策略需要坚持论辩主义精神,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之上。对法律方面的民意须保持警惕,并充分地解释;运用事实方面的民意还原事实真相,节约司法成本;思考结论性民意背后的推理逻辑,但不直接采纳结论性的意见;将制度建设的民意作为日后司法改革的参考资料。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交流平台,需要媒体在民意与司法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与姿态,避免媒体的不当报道加剧司法与民意的矛盾。改善司法的运作模式和法官选任机制,降低日后回应民意的司法成本。     

和谐社会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制与公平,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平衡的保证。完善的人格权保护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以来对人格权的保护不够重视,当前的立法中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将人格权部分独立成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格权体系。在对一般人格权内容明确规定的同时,根据现实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的需要增加具体人格权的类型。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强弱群体分化明显,使政府面临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任务非常艰巨。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论我国土地征收和征购法律制度的构建

保护耕地不减少以确保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是我国立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着非法批地和违法占地问题,而一些经营性用地搭公共利益便车也在加速造成耕地的不当减少。理论论证与立法实践都清楚地证明:把对非法征收土地的控制只寄希望于对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上,这一良好愿望短期很难实现。因此,在完善我国现有征地法律制度的同时,应建立非公利益用地征购制度,这样既能解决商业用地的现实需要,又可以尽可能地控制耕地的不当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