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与政治民主化

舆论即民意,是一种能够在社会空间扩散并且有时间延伸性的公众之议论和意见。它代表了公众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及国务政事等所表示的主观倾向性。在现代社会,舆论形成为公众的概念中心,便对社会民主化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人类有语言产生,即便有众人的舆论。但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社会之舆论,由于科技不发达,社会未有现代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舆论影响范围小。况且当时社会的民主程度低,公众的舆论观点,与其说是“得到了个人自主的、理性的承认,毋宁说是它在理论上反映了共同体秩序所支配的思想,是根据习惯和命令行事的”。(日本社会学家横川宁夫语)这在封建社会尤其是这样。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社会舆论的发展提供了     

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由观——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

如何理解人的自由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不是抽象地看待人的自由本质,而是将其还原到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市民社会构成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为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马克思基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域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超越了仅仅停留于总结近代市民社会物质运动规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与从抽象出发批判近代市民社会的德国哲学传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双重视域批判”的积极成果,创造性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正是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分析工具,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现代奴役制本质和人的自由无法实现的社会现实根源。同时,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马克思给出了扬弃近代市民社会、实现人的现实自由的实践方案,即共产主义运动。     

公权力的异化及其控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使公权力与私权利保持有机的和谐.权力容易异化,权力异化也是可以防止和控制的.论文论述了防止和控制权力异化的主要着力点.     

网络舆论、集体行为与社会控制

网络舆论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集体行为。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中,网络技术提供了事件发展的最初动力,媒体间的互动协调则强化了特定舆论的力量,使其成为不容忽视的公众舆论并最终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影响。网络舆论的力量既给政府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手段,也对现有的社会管理和信息控制模式带来了挑战。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刑事和解的市（公）民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博弈互动的结果。随着市民社会的孕育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内在固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必然催生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因契合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又加快了市民社会建构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除了尽快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外,当务之急要转变国家职能,淡化报应观念,并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维解读

市民社会是青年马克思解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常用术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从哲学维度阐发了以社会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考察,从经济维度诠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历史维度得出了市民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的科学结论。今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恢复人的社会主体意识、倡导社会自治,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角色理论视域下政府信息平台公信力构建研究

随着大众自主意识的增强及公共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我国政府朝着一个更具现代意识的服务型角色转变,尤其在政府的信息传播层面,政府与公众间相互认知、参与及互动成为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属性。政府部门通过数字信息服务平台,从公共信息传播的后台走向前台,改变了与公众的沟通方式,政府信息平台因此成为消除信息不对称、防止公权力异化的公共平台。公信力作为政府信息平台建设的核心内容贯穿于政府传播活动全过程,传播格局的转变为政府信息平台公信力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以公共信息供给格局变化为切入点,探讨政府信息平台公信力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应对策略,以期更好地实现政府信息平台与公众间互信度的持续提升。     

从私有财产批判到生产方式分析——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重要一环.1843年至1846年是马克思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超越"市民社会"的关键阶段.其中,对于私有财产的分析、异化劳动理论的扬弃、对象性实践概念的制定标志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理解的逻辑推进.基于物质生产方式分析的新的理论平台,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市民社会"理论并将这一用语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来加以讨论.     

关于协调高校公权力与学生私权利关系的几点思考

目前,高校公权力与学生私权利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高校公权力挤压了学生私权利空间,高校公权力使用不当,破坏了学生享有的私权利,高校公权力私有化剥夺了学生的私权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坚持私权优先、相互制衡原则,合理界定两者的范围,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和扩大私权利的存在空间.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公民意识培育的当代价值及路径

公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的自觉意识,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等。积极培育公民意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性选择。因此,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公德意识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是当前公民意识培育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转型时期司法中的民意现状与策略设计

中国转型时期,法官对司法中的民意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回应手法,缺乏对民意精细化和程序化的分析与运用,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因此,法官需要对民意进行灵活的识别,有针对性地回应。民意的回应策略需要坚持论辩主义精神,建立在程序主义基础之上。对法律方面的民意须保持警惕,并充分地解释;运用事实方面的民意还原事实真相,节约司法成本;思考结论性民意背后的推理逻辑,但不直接采纳结论性的意见;将制度建设的民意作为日后司法改革的参考资料。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交流平台,需要媒体在民意与司法之间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与姿态,避免媒体的不当报道加剧司法与民意的矛盾。改善司法的运作模式和法官选任机制,降低日后回应民意的司法成本。     

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

技术治理的逻辑是通过识别和处理源源不断的问题进而把社会呈现在国家面前。它能够完成其使命吗？本文以S市C街道2014年至2016年的连续民意调查为经验对象,系统阐述民意调查为何表面上是一个统计学过程,实质却是由权力运行支配的政治过程。分析表明,在将复杂民意化简成民调数据时,技术只能保证化简程序的严谨性,化简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民调项目的规定性源自基层权力结构,又被转移到对复杂民意的筛选、压缩和量化过程之中,生成指标体系。据此,本文揭示了技术治理的悖论--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

社会不公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一些政府官员道德败坏是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最为突出的三方面社会环境问题,而社会管理创新能够为公民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标准,内蕴着关怀全体公民福祉的道德价值,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首要伦理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不断提升诚信水平,为公民道德的发展塑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政府官员的道德形象对公民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官员应成为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率;民间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广阔领域,应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公共权力的法学阐释

因为公共权力本身容易导致腐败的特性,对公共权力给予必要的限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要想对公共权力的限制能够有的放矢和真实有效,就必须对公共权力概念本身给予解析,显现其构成要素。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在法律上,公共权力首先表现为强制力;其次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一种不能被抛弃的权利;最后公共权力的内核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而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核心要素是一种易异化的法律义务。     

Practical reasons and reasonable practice: the case of euthanasia in The Netherlands

Since the early 1970s the issue of euthanasia has been intensely debated in The Netherlands. Through these debates knowledge about medical practices involving the end of life was no longer confined to medical or legal quarters, but became public to a large extent. Following public opinion changes, the legal reaction to euthanasia changed. By prosecuting test cases the public prosecutors allowed the Dutch Supreme Court to formulate specific conditions in which euthanasia would go unpunished. The political debate about changing the criminal law, which still holds that euthanasia is a serious crime, developed at a much slower pace. Several extensive empirical studies were undertaken to gain valid knowledge about the medical practices.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a presentation of the various debates and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fields of criminal law, politics, and medicine.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e hypothesis that a more open climate for medical practices concerning the end of life allows society to better control these practices.     

改革深水区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呈高发态势,暴露出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长期疏离致使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一些社会个体境遇问题愈益突出和复杂,而基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乏力。治本之策是立足“以人为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构建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政府,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民造福。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s renewal and update of Marxist humanism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is paper's task is to outline some foundations of a critical,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It theorise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communication and alienation,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struggles, social struggles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struggles for digital socialist humanism. Marxist humanism is a counter-narrative, counter-theory, and counter-politics to neoliberalism, 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postmodernism. A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an should draw on this intellectual tradition. Communication and work stand in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mediates, organises and is the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ity and therefor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ety.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are in class and capitalist societies shaped by the antagonism between instrumental and co-operative reason. Authoritarianism and humanism are two basic, antagonistic modes of organisation of society and communication. Instrumental reason creates and universalises alienation. Digital capitalism is a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the mobile phone, tablets, robots, and AI-driven (“smart”) technologies mediat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fluence, and reputation. A Marxist-humanist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ims to inform struggles for a good, commons-based, public Internet in a good, commons-based society that has a vivid,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