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坛“中流一柱”胡祗遹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元代文坛“中流一柱”胡祗遹对李白、杜甫是并尊的。他一方面尊崇杜甫的诗艺和情怀,另一方面也能客观指出杜诗雕鑴作为的瑕疵;他一方面尊崇李白的高蹈奔放和自由浪漫,另一方面也对李白雄放其词而忽略政教的诗风略有微词。不过在胡祗遹的内心深处,更向往李白超逸脱尘的生活,有一种明显的“谪仙”情结。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日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略论杜甫之狂

杜甫是守儒持重的文人 ,但亦有极为狂放的一面 ,只是他的“狂”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差异。李杜二人“狂”的共同之处在于狂得真挚 ,共有着“清狂”与“痴狂” ,而李白的狂态中少有杜甫那种蕴含着巨大痛苦的“迷狂”     

李白游仙醉问题初涉

吾读太白诗,喜有浪漫味。大不满现实,遂为游仙醉。——陈毅《冬夜杂咏·吾读》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诗国天穹中一颗奇异的巨星。千百年来,他以“诗仙"名世。前辈诗人贺知章赠给他“谪仙人”的美名,同辈的伟大诗人杜甫记载了“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令闻逸事。而李白也确曾自命为“酒仙翁”。这些富有个性特点的称号,直接关联着李白的“游仙醉”问题。游仙与饮     

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辨正

李白与杜甫不仅是中国盛唐时期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堪称千古佳话,但学术界在评价李白与杜甫友谊时却始终存在着一些传统的偏见:李白与杜甫的友谊关系不对等、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是“互粉”关系等,通过严密的考据和客观的分析,对李、杜的友谊关系给予了新的界定与评价:杜甫对李白应该是仰慕,而李白对杜甫应该是赞赏.     

杜甫“讽刺”陶渊明辨

杜甫《遣兴五首》之三云: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郭老《李白与杜甫》认为是对陶渊明的“微词”和“讽刺”,其实并非如此。 首先,杜甫这首诗对陶渊明的评价是客观的。陶渊明晚年隐居,但觅取功名之心并未消灭。他曾抒发自己的志向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     

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

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如果对于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杜甫作些研究,找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解剖一个麻雀,再由此而进一步探索唐诗繁荣的原因,或者会有点眉目吧! “诗圣”一词,不过是说杜甫诗歌达到了最高成就的意思。就好比唐朝人把张旭叫做“草圣”、把李思训叫做“画圣”一样,只是因为他们的草书和绘画分别达到了最高成就,因而分别称之为“草圣”和“画圣”;这与儒家所谓“圣人”毫不相干。郭沫若同志为成都杜甫草堂所书楹联,不是也有过“诗中圣哲”字样吗?十年浩劫期中,扬李抑杜的声浪,一时高涨,郭沫若同志未能免俗,写过《李白与杜甫》一书,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杜甫作了一些过分的歪曲,学术界已有辨正,这儿不再细说了。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试谈杜甫的诗为什么生前不受重视

杜甫在临终的前一年,曾发出这样的哀叹:“百年歌自苦,来见有知音”。的确,在杜甫活着的时候,他自己虽然曾多次热情地赞扬别人的诗作,而他自己的诗作,却从来没有被人赞扬过。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象李白、高适、严武等,也没有直接提到过杜甫的诗。同代人编选的唐诗集子中,也不选他的作品。可见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生前是很受世人冷落的。     

对杜甫“饫死耒阳”说的辨正

自古以来,学术界对杜甫的归宿问题说法不一,争执很大。论述有三:一、饫死来阳;二、落水而死;三、死于风疾。由于“溺水”说闹了个大笑话,过于荒唐无稽,后来不再被人所信,唯饫死耒阳和死于风疾仍被现今的杜甫研究家所坚持,争论难以统一。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其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死,而是由于中     

论“—李九杜”与“—杜九李”的审美差异

李白、杜甫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最光辉的“双子星座”。他们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大师,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哲匠。对我国诗歌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其辉煌的贡献。然而生活在一定时代、一定环境和一定阶级的人,他们的审美趣味,往往受到审美理想和功利主义的制约,往往带有情感的因素,特别是那些渗透着理性的高级情感,往往对于审美情趣起着规范和指导的作用。这就是“李杜优劣论”和“李杜并驾论”,“一李九杜”与“一杜九李”的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学术界,自从元稹提出杜甫“尽得古     

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几点看法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1980年第3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分析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后,引起了各地学者、专家们的关注。笔者也不揣谫陋,略抒一得之见,以就正专家。 一 在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曾誉李白、杜甫是诗歌创作中的“双子星座”。而十年之后,却一变自已的观点,从肯定杜甫到否定杜甫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打开《李白与杜甫》,把《关于李白》和《关于杜甫》每节的题目比较一下,就明显地看出作者的倾向性:评李白重点是     

《李白诗选译》前言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代诗人中的巨星.韩愈《调张籍》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万丈光焰不仅照射到子孙万代,也照射到普天之下.使世界各国无不宗仰.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宋朝以来的统治者和封建文人,虽然特别推崇杜甫,而李白却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有文物古迹,而且广泛地流传着李白的遗闻轶事.     

“重与细论文”:杜甫要向李白说什么?——兼论注杜诸家的解说

李白和杜甫两位伟大诗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杜甫所赠寄李白的诗篇,都是以诚挚的语言来表达敬佩的心情。这种意念,从少到老,都是始终不渝的。如杜甫在长安时期写过一首《春日忆李白》:     

“李白出生于碎叶”说不能成立

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后,几乎所有涉及李白生平的出版物,都遵此说。笔者根据最早受李白委托为其编集的魏颢的《李翰林·序》、由李白临终前“枕上授简”为之编集的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以及李白友人范伦之子范传正为李白所立墓碑的碑文三条资料,得出李白确确实实生于蜀地而非蜀外任何地方的结论。     

也论“伤心碧”

相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曾被宋人黄昇誉为“百代词曲之祖”。这两首词是否李白所作,古今学者向有争议,在此暂且不论。本文要说的是《菩萨蛮》“寒山一带伤心碧”句中的“伤心碧”,究竟应怎样理解。《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1日《文学遗产》版登载了丁成泉先生的《“伤心碧”浅解》一文。文章列举了俞平伯先生和沈祖棻先生的两种看法。俞先生认为“伤心”一词是“重笔”,“伤心碧”释为“极言晚山之青,有如碧玉”,犹言非常之碧。还举杜甫     

关于李、杜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重读《李白与杜甫》

一九七二年,郭老的《李白与杜甫》发表后,在学术界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对其中的一些论据和论点,特别是对该书杨李抑杜的基调,以及对杜甫作为“人民诗人”的否定,人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最近在重读《李白与杜甫》和看了一些同志的有关文章后,想就上述两个问题,点谈自己粗浅的想法。     

论“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之影响

关于“梅村体”的艺术渊源,前人多重视其源出初唐四杰与中唐元白,相对忽视了其转益多师的艺术继承。本文论述“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体之影响,弥补这一认识缺失。受李白之影响在梅村是偶一为之,受杜甫影响则为“梅村体”之常态。受李白影响在于其个别诗歌之想象、格调;而受杜甫影响则在其“诗史”精神、现实态度、叙事艺术等大方面,在“梅村体”的大量诗歌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说杜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杜甫在广德元年(763)春于梓州有《喜雨》一诗,末二句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历来评论者都把这两句诗解释成让雷公降下滂沱大雨净洗吴越之地的盗贼,即净洗农民起义军,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看法。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是明确地认定这是杜甫痛恨农民起义的铁证,是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人民的恶毒诅咒。于是乎,这两句诗便成了杜甫一生中的最大污点了。     

李白杜甫晚年情感隔阂臆说

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他们以卓越的诗歌成就树起了两座丰碑,更以早年建立的情若手足的交谊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但在晚年,李、杜之间产生了情感隔阂。其表现是杜甫对李白之死漠然视之,令人感到蹊跷。其中原因主要是杜甫对李白的不满直至失望。因为杜甫怅怨李白恃才傲物,得罪玄宗,不辩忠奸,附依永王,被定罪附逆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