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族际通婚研究: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从不通婚到在反对中的通婚,再到不反对通婚,这一变迁折射出川南苗族和汉族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汉族对苗族的偏见与歧视,苗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成为阻碍苗汉族际通婚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苗汉群众人心,苗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川南苗汉族际通婚逐渐摆脱了历史的心理隔阂。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新疆东乡族婚姻文化变迁探析--关于霍城县老城村的田野考察

霍城县老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到新疆的东乡族在其传统的教派门宦内婚、宗族外婚、早婚、包办婚、近亲婚等婚姻习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随着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族际通婚现象也渐趋普遍,并对其文化特质、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散杂居地区土族婚姻圈变迁研究--以甘肃临夏积石山县三二家村为例

多元文化环境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三二家村土族的婚姻圈发生了变迁。受地域、宗教、血缘、经济等因素影响,族内婚制对三二家村土族婚姻的影响逐渐淡化,族际婚为大多数土族所接受。三二家村土族婚姻圈呈现出一定民族偏好、遵循就近原则、代际差异明显等特点。     

试论湘西苗族婚恋自由的相对性

介绍了古今文人学者对湘西苗族青年婚恋自由的种种描述,重点论证了这种婚恋自由的相对性,指出这种自由其实是表面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要受到宗族、通婚圈的限制,受到父母、叔伯、兄长的干预,受到舅表优先的限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受到男方财力等经济因素的困扰,以及族际通婚的种种制约,所以说,湘西苗族青年男女间的婚恋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与同一地区的汉族及土家族相比较而言的,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奔婚"现象至今存在也说明了这一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认同调查研究

根据941份调查问卷分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认同状况。调查显示:人们对民族语言、传统信仰等方面的认同程度不高,但对饮食等习俗方面的认知程度较高;各族群众的族际交往频繁,族际通婚比例较高;对中华民族和广西地方的认同程度很高。民族文化认同与社会稳定及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合理的民族认同结构可以促进社会稳定。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自古是民族往来汇聚之地,特别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可知当时各族民众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转变等,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交融互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侗族通婚圈的历史变迁——以贵州榕江车寨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车寨通婚圈,呈现出内卷化的结构性态势,"同类婚"占绝大多数,其通婚范围既不与"市场圈"同构,亦不与"祭祀圈"完全重合,表现出与自给自足经济密切勾连的特点,如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之后,出于理性生存的需要,原有的通婚对象的选择范围被打破。     

当代湘西苗族土家族互化现象探析

文章描述了湘西保靖丰宏、棉花旗和古丈双溪河沿岸村落的土家族苗族相互转化的现象,并从民族政策、文化互动和族际通婚等几个角度分析了转化的原因。苗族土家化与土家族苗化反映了湘西各族群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族群关系,也体现了族群认同的多重性。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

女真人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实行氏族外婚部落内婚和部落外婚的婚姻形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女真人开始族际通婚,而女真族的皇族与贵族之间的世婚制,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收继婚和隶役婚以及抢婚和放偷婚俗,都是女真族特殊的婚姻形式和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