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乡村人力资本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振兴涵盖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明振兴、生态环境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振兴"都需要人力资本作为保障,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乡村人力资本变化的视角,对比三个区域的经济指标及中部地区各省差异,结果显示中部地区乡村人口净流出、老龄化加剧且区域差异明显以及乡村人力资本质量较低。据此,应该从统筹融合发展以吸纳引进人力资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培育发展人力资本、强化乡村系统功能以保留优质人力资本等三个方面解决中部地区乡村人力资本问题。     

长三角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制与路径设计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基于长三角地区2012—2021年41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提升1%会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高0.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因此,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乡村全面振兴,需着重发展数字经济,发挥其高效带动作用;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农业高校助力解决乡村人力资本“短板”的新进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才振兴是关键,破解乡村人力资本瓶颈问题,农业高校能发挥独特优势。乡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随之出现乡村人力资本存量减少、素质整体偏低、结构不合理、引进与回流困难等“短板”。其深层次原因是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不够,教育培训开展不到位,优质人力资本外流严重,乡村人力资本环境不佳等。基于此,提出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力资本规模形成;加强教育培训支持,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素质提升;推动人才培养创新,弥补乡村人力资本结构性紧缺;助力乡村环境改善,促进乡村人力资本合理流动等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开发，一支文化素质高、多元化、强大的乡村实用人才队伍是乡村发展的有力支撑。要坚持把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是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对推动农民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辽宁省乡村人才队伍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人才体系不完善，发展载体不足等问题。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科学统筹人力资源开发的作用；注重人才分类培养；不断完善乡村人才评价机制，为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解决方案，确保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     

乡村振兴的学术脉络与时代逻辑:一个经济学视角

农业与乡村研究的学术史表明,乡村振兴是现代城乡关系由分工对立到融合共生的演进结果,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内生驱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乡村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脱贫攻坚成果在新时代的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的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高质量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乡村产业培育与市场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组织变革、集体所有制改革,有助于培育乡村振兴的经济动能,提升其战略实施成效。在决战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交汇期,推动脱贫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既是农户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需求,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主体支撑。从乡村产业与脱贫农户融合共生的经济性质出发,提升农户经营能力,优化机制设计,推进不同脱贫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切实推动高质量脱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序衔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一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几乎同步,即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实质性增长。根据其成因,可将中等收入陷阱分为动力不足型、需求不足型、人口政策型和封闭型4种类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使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生产力发展经历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与乡村振兴存在互动影响的辩证关系：中等收入陷阱会引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动力不足、农村产业发展受阻、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生活富裕等战略的实现将极大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应不断增强乡村吸引力,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激发农村劳动力教育投资动力,降低教育投资成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西部乡村人力资本开发与保护研究

从教育、保健卫生和文化产业等西部乡村人力资本的具体情况入手,分析了该区人力资本开发中存在的人力资本投资乘数错位效应和缺乏保护问题,提出了创建西部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政策性银行、建立乡村创业基金和乡土人才流动站等思路与对策。     

城乡资源有机循环与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有效应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促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目前乡村振兴进程中依然面临多重问题.以费孝通的小城镇思想为参照,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中乡村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为资源不对称流动、人力资本不足与社会资本缺乏,并针对上述原因进行了剖析.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要构建城乡要素、人才、社会资本以及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资源流动和发展机制,促进城乡资源有机循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回顾与展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对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部署力度总体上不断加大,政策内容框架逐渐系统化,形成自上而下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农村内部培育与外部人才引进相结合的基本脉络,关键政策调整包括加强乡村医疗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医疗保险城乡统筹、全面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水平、深入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支持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加快建立乡村人才引进机制等方面。未来政策要重点着力于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加快实现城乡教育事业融合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完善乡村创业创新支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引进长效机制、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保障工作等方面。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23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揭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通过收敛性分析考察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掘农村发展内在动力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十百千”工程示范县调研数据

通过对山东省10个县1100份的问卷调查设置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反映产业振兴的变量中,技术投入和政策支持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金投入对其实施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在反映人才振兴的变量中,人才培训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才充足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在反映文化振兴的变量中,文化活动丰富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传统文化继承人、公共文化设施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第四,在反映生态振兴的变量中,土地退化改善、农药污染减少、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满足需求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第五,在反映组织振兴的变量中,村务治理途径、村党支部管理组织、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共同管理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村委会管理和宗教势力管理组织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影响不显著。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全社会对乡村旅游投资越来越多。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以浙江省为例,选取2014-2018年569个连续样本村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资源禀赋、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首先,通过LM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其次,运用Stata13.0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旅游投资每增加1%,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就提高0.24%。政府旅游投资对提高乡村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针对提升乡村旅游投资效益提出政策建议。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

基于武汉都市圈12个县(区)的农户及村集体调查数据,运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研究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并对电子商务综合示范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休闲农业示范点的乡村产业振兴情况及农地产权安全性的激励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的增强促使土地流转行为愈发频繁,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农业多元化发展优势逐渐凸显,乡村振兴活力被激活。然而,不同类型村域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且土地流转价格、土地流转对象和土地流转年限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因此提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政策建议：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户产权认知,因地制宜发展当地产业,同时尽可能地避免弱化农地产权安全性的行为,激发农户生产和投资积极性。     

乡村振兴综合绩效评价及村庄分类提升策略研究——基于2019—2021年晋江市40个村(社区)的观察

本文针对晋江市各个村乡村振兴发展的现状和水平，开展村域尺度的综合绩效和分类提升研究，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5个一级评价指标和22个二级评价指标，进而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6个公因子并计算出分数，并求出晋江市各个乡村的综合发展得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因子得分，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并结合调研情况和晋江市各个村(社区)实际，将试点村分为产业兴旺型、生态宜居型、乡风文明型、治理有效型、生活富裕型5个类型村庄，据实证分析和现场调研情况得知，五种类型村庄虽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研究针对各类型村庄发展遇到的现实难题精准施策，不断提高各村(社区)的发展水平，以推动晋江市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即将颁布实施,使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再次迎来大发展的新契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法治化,是对过去乡村发展布局和乡村发展思路的反思与超越,是在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刻剖析之后得出的科学认知.乡村振兴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性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