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模式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大连市调查经验

新时代新治理,时代的变迁需要新的治理方式,而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需求。近年来,市域治理渐入佳境,但依旧存在着市域层面统筹治理难度较大、治理协同性不够、智慧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本文结合大连市实际经验,提出从推动市域治理体系整体性发展、提升市域治理现代化协同性、提高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智慧化水平等方向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开拓市域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目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然”探赜——基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思考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被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并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从平安建设的视角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具有本源性、接续性和导向性，必然、应然、使然是理解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在立足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内环境的时代性和市域层级的特殊性的基础上，透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大问题、三个层级以及五类风险等内在意蕴，能够有力推动治理观念现代化、治理体制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现代化。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本文从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广州市花都区典型案例切入,分析了花都区在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以政治引领与"共同体意识"相结合,完善治理体系;以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丰富治理方式;以大数据与智慧治理相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以专业服务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培育社会治理专业人才的建议。以期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借鉴的共性经验。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构建：维度与指标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而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市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以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维度,选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群组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为测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水平、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问题研究

国家顶层设计的加速优化对设区市地方立法精准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目前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主要存在缺少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基础理念支撑、统一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核心要素指引和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制度规范体系等问题。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应当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以立法的统一规范功能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共识;二是以立法的制度统摄功能凸显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地位;三是以立法的制度整合功能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体系。设区市地方立法应当以“集约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框架,以“本土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规范,以“落地化”立法思维强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操作性。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机制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从目前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状出发,着重分析各地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治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思路。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经验及路径——基于广州的案例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枢纽性、统筹性、联动性等特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通过广州的案例,从党建引领、德治为先、法治保障、共治参与、智治运用几方面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为各大城市下一阶段的市域治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定位和实现路径——以四川省L市为例

本文以S省L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市域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基层治理，也不同于平安建设。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包罗万象，应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市一级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将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范围内，确保不外溢、不扩散。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保障，先进的科技支撑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条件。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治理资源不足和能力有限，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少地方社会治理的顽瘴痼疾充分暴露。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设区的市应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智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尤其重要的是，以法治化为引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一条关键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治理面临着碎片化、低组织化、社会异质性不断增强等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的实际问题,发现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民主协商,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努力打造开放共治、多元共治的市域社会共同体。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选择,也是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举措及其成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执政党加快推进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重进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内部整合力、强化党员个体能力提升、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提高了党的本体能力;以党组织嵌入政府方式的调整优化为杠杆,不断推动党政关系的理性化,着力构建党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积极探索实现组织成员的多阶层吸纳,促进基层组织网络的扩展,强化了党组织与民众的"鱼水"和"血肉"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执政基础。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张掖探索和优化路径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市域社会治理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张掖市作为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立足市域实际,狠抓试点建设,走出了一条顺应群众期盼、体现时代特征、彰显张掖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智慧化城市治理：驱动、挑战与进路

在城市场域、数字技术、社会问题和现实需求的驱动下,新时代城市治理为突破现阶段治理之局限、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向智慧化发展。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进程面临着新旧理念冲突、多元主体协作不畅、技术应用风险、数据规则缺失、制度弹性不足等挑战。智慧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是回应挑战与难题的主要进路,要把握住智慧之“形”和人本之“魂”,从理念、主体、技术、数据和制度等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智慧化路径设计。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